作者：御炎
事情的起因是明国建立以来两次的人口普查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大部分明国百姓不知道自己的年岁几何。
这个其实很正常。
古时候虽然有所谓的干支纪年法，但是这东西显然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百姓能搞明白的，较为简单的年号纪年法也因为年号多变而变得非常繁琐。
且古时候消息传递速度很慢，有一些时代皇帝换年号就跟玩一样，这边刚宣布换一个年号，等消息传到帝国偏远地区，皇帝又在帝都宣布更换一个新年号。
一来二去，很多人就把年龄给搞乱了。
除了少部分有意识记录自己年龄的人家之外，大部分人都活的糊里糊涂，基本上要依靠齿龄等医学手段判断自己的大致年岁。
这种情况的存在甚至影响到了现在的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时要限定年岁的，少于十八岁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很多底层出身的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年龄，所以处理起来就很麻烦。
思来想去，苏咏霖决定开始推进华夏纪年制度的确立。
他意图将整个古代历史进行一次彻底的梳理，并且以华夏纪年法进行纪年标注，年号纪年法和华夏纪年法暂时并行，用以帮助天下人了解年份、知晓春夏秋冬。
苏咏霖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很重要的意义。
他有意在自己这一代终结掉封建帝制，所以他觉得将至他自己的全部古代历史进行一波梳理、盖棺论定，写尽封建时代的繁荣昌盛、腐朽衰败、人文之光、剥削压迫。
这将帮助他将封建时代彻底埋葬。
第1118章 华夏元年
从洪武三年开始，苏咏霖就下令礼部国史司就创建华夏纪元展开工作。
国史司广泛收集历朝历代官修史书和私人野史，尤其是上古先秦时代的一切古籍，全都要收集，进行梳理。
既然要做大梳理，那么首先重要的便是时间梳理。
就苏咏霖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中国古代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时西周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引发的共和执政，由此开启共和元年纪年。
在此之后，历史和纪年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延续性，历史事件的可信度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而在此之前，不仅没有这种延续性，在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时间记载上也有着非常多不同的记载，很难说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误的，非常不好解释。
就比如武王克商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得有四十多种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有不同的史料或者实物进行佐证，难以判断真伪，相互之间的时间差距甚至能达到二三十年。
这个问题要是搞不清楚，就不能对西周的建立时间和商王朝的覆灭时间进行确定，进而影响到对商王朝历史的研究。
然而就算是确切纪年的开始，也因为“共和”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分歧。
关于共和纪年，一般有两种说法。
一为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之后，众官员、诸侯推荐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这种说法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
一说为国人暴动之后，众官员、诸侯推荐广有声望且贤能的共国国君共伯和执政，故称共和，这种说法来源于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
因为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成书时间都早于史记，所以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大于第一种说法。
这是为国史司全体史官所共同认定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国史司所有官员都明确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决定采用后一种说法作为“共和执政”的释义。
然而在其他的问题上，争论的人就太多了，比如说华夏纪年法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有人说从大禹治水开始。
有人说应该从夏启建国后开始。
有人说应该从尧时代开始。
还有人说应该从三皇五帝时代开始。
更有人觉得应该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
这盘古开天辟地感觉就有点离奇了，完全是神话传说，为当前明国主流意识形态所不支持，所以只有少数三五人支持，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很快就被否了。
三皇五帝倒是普遍相信他们的存在，但是年份实在太过久远，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大致上做过什么，他们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时候建立政权做的帝王之类的，一概不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记载。
比如轩辕氏皇帝，神农氏炎帝等等，知道他们的存在，可他们究竟是在什么年份执政并且建立功业的呢？
这个问题大家争来争去也没有确切的意见，只能将其搁置。
所以当下的主要开启纪年争端集中在尧舜禹时代开启还是夏启时代开启。
原因也很简单，都说了华夏纪年，怎么能避开夏王朝呢？
支持各种时期开端的史官们的内部也有争端。
尧舜禹时代开启纪年的主要争端也集中在史记和竹书纪年的问题上。
史官们争论他们记述历史的时候到底是采纳史记的记载还是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先秦史籍的记载，到底要用何种态度对待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
以及究竟如何确定明确的年份。
这些争论持续很久，且越发激烈，从洪武三年争论到洪武四年年中，最后被苏咏霖叫停。
“这次华夏纪年法的确立，主要讲究一个真，讲究一个准，我们要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将最真最准的纪年颁布出去，这是要传于后世且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不能以你们个人的好恶作为准则。
我说过，纪年的同时，需要有非常明确的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作为补充和作证，让全体国民都能清晰明白的了解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对于整个华夏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修史，为的是明古今，明得失，还要让人们知道今夕何年，他们活在什么时候，让他们有一种真真实实活着的感觉，而不是稀里糊涂的一辈子就过去了。”
苏咏霖训斥了争论不休的史官们，然后亲自拍板做出决定，以目前所能确定的最早的确切纪年——西周共和元年作为华夏纪年元年，以此作为锚点，向后展开，记录历史，梳理年份。
这一决定遭到了不少国史司史官的不认同。
他们觉得若是以共和元年作为华夏元年，岂不是等于否认共和元年之前的事情？
共和元年发生的国人暴动固然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此之前的诸多事件，尤其是武王伐纣西周建立周公辅政等等，不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夏商周三代，还有向上追溯的三皇五帝之类的，这些都不算数？
苏咏霖对此的解释也是否认的。
苏咏霖认为这个华夏元年的锚点可以是暂时的，他选择共和元年作为锚点，不过因为共和元年往后的历史有迹可循、可以梳理，而在此之前争论不断，怕是争论个十年八年也没有结果。
那还要不要梳理华夏历史大脉络了？
所以他的看法是，可以先用最大的精力将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进行梳理，将这段从共和元年一直到洪武年间的历史给整顿出来。
至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整顿，搜集古代典籍，进行慢慢的梳理，争取将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都给梳理出来。
等确切的梳理出来之后，有了充分的佐证之后，就可以将华夏元年的时间往前提，则后来的一切年份都可以顺势往前移。
到那时候就是简单的加减法了，因为之后的年份是确切的，没有争议的。
“修史重要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要让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重见天日，公告天下，让大明子民悉数知道我们华夏的悠久历史传承，而不是将神鬼之说都投入其中，走入歧途。
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我们可以投入精力调查，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比如武王克商，比如汤武革命，比如大禹治水和夏启继位，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调查的事情。
在调查清楚之前，可以以个人身份对历史作出假说，你们也可以用个人身份著书立说，提出假说，表达你们自己的意见，可是作为大明国官方，是不宜将其公示天下的，以免引发天下人对历史的误解。”
在会议上，苏咏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看法经过内部讨论之后，得到了国史司的一致认同，于是国史司以此为标准，定下了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修史的原则。
即不以一朝一代历史为重，而是着眼于整个华夏脉络当中的历史。
不仅要把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整顿清楚，也要竭尽全力将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调查清楚，复原真相，揭开迷失岁月的真面目。
第1119章 记录历史需要为尊者讳吗
这个对于整个华夏来说都意义重大的任务，苏咏霖非常重视。
他亲自将这个任务命名为上古三代复原工程，与华夏纪年法制定并列为国史司两大任务，不必囿于时间和年代，只要大明还在，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持续进行探究。
华夏先民是如何一步一步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山野走向城市聚落，将小小的部落发展为大大的帝国，将文化火种燃烧成熊熊大火……
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事情。
且在苏咏霖看来，这样的探寻实在是太浪漫了。
而为了探究复原共和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苏咏霖还下令国史司筹建大明考古总队，以考证历史明辨古今为含义，授予大明考古总队在全大明国土内探究古迹、收集古籍、抢救性发掘古墓的职权。
在古墓问题上，苏咏霖尤其强调了自己的看法。
“发现的古墓只要没有破损的，最好不要尝试破坏，除非有完全把握可以保护其内部古物不受损害，否则就不要发掘，强行发掘等于破坏，就没有意义了。
而一旦发现破损古墓，就要立刻调动兵马封闭当地，不准闲人进入，除了考古总队人员，其他人，包括地方官员，一律不准进入，所有发掘出古物全部封存，不准外人触碰，必须送达中都进行妥善保养。”
除了这个原则之外，苏咏霖还计划建立大明国家博物馆。
他准备在未来将他手上所拥有的、宫廷内储存的古代文物和考古发现的古代文物全部放置在国家博物馆内进行储藏，并且公开给全天下子民观赏，帮助他们了解历史。
在国家博物馆之内，他还会把整个华夏历史大脉络雕刻于其中，搭配古物，让所有子民都能身临其境的感受整个华夏历史的脉络，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传承以及存在。
一系列的工作安排之后，明帝国的历史研究工程就此开始。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历史研究工程，财政部转款拨付，专业人员齐聚，只为探究上古三代那些被尘封的过去。
而这，也是苏咏霖心中的人文情怀。
最起码，他想让全国百姓从此以后都能知道自己生于哪一年，年岁几何，而不用再依靠齿龄等医学手段去判断自己今年多大。
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理应知道自己的岁数，知道自己的生日，知道自己是个人，这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人身权利。
封建王朝不给他们这个权利，大明国不能不给。
在此基础之上，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生活在一片什么样的土地之上，曾经他们脚下的土地发生过什么事情，有哪些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延续而奋斗不息……
如此，便能将一个民族的传承深深镌刻进每一个传人的心里，血脉里，脊髓里，永远流传下来。
当他们都自觉地认定自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人的时候，那么某些东西便也就不可能随着统治者的意愿而轻易的转移了。
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真正成为每个人心里所认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后，他们也就完成了觉醒之上的觉悟。
而除了这个总的脉络之外，苏咏霖还要求国史司改变过往史官修史注重事件结果而不注重事件过程的记录方法，尤其要注意改变儒家史官修史那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修史原则。
内部会议上，苏咏霖对这条修史原则进行了强烈批判。
“因为他们是尊者、亲者、贤者，所以就连他们做过的坏事都不记录了？世上哪有纯粹的圣人？孔子自己还因为学术争端杀过少正卯，他就当真全无私心？”
“一旦发现某个大才就非要把他想象成世间完人，而不准他有任何缺陷，一旦发现某个人做了坏事就认定他是十恶不赦之人，无视他其他的功绩，这是修史的态度吗？”
“人是复杂多样的，同一个人年幼年轻年老之时可能性格都完全不同，小的时候非常顽劣，长大了却开创了伟大事业，或者小的时候异常乖巧，长大了却沦为作恶多端的恶人，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少。”
“世上没有圣人，没有纯粹的贤能之人，只要是人，只要吃着五谷杂粮，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喜怒哀乐，就会犯错，没有不会犯错的人，就好比我，犯过的错误还少吗？”
苏咏霖在国史司内召开全体史官会议，要求全体史官对古代正史、野史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之后，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不仅要将历史人物的功绩写下，也要把做过的恶事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