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御炎
对于赵昚的这个想法，史浩、周麟之和叶义问都相当反对，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赵昚的这个意见，觉得赵昚这是在乱搞，是在搞臭大宋皇家的招牌。
“卖官鬻爵古已有之，朝廷危难之际这不失为良策，你们为什么如此反对？”
赵昚很生气，怒道：“你们要是反对，就给我把钱弄出来，弄不出来钱，就别怪我卖官鬻爵！你们自己选吧！”
史浩等人无奈，私下里商议了一下，觉得解决国家财政，无非是开源节流两个方法，眼下节流根本做不到，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能节的已经节的差不多了。
那么也只能开源。
怎么开源呢？
问地主士绅收税那是最快最来钱的办法，但是这等于他们自己革自己的命，还要和天下官员、地主士绅作对，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上一个这样做的王安石的名声都臭了，坟头草也很高很高了。
他们三个有救国之心，但是没有自己革自己命的心思，所以不能从这方面下手。
那么也只能从不那么核心的地方下手了。
“士农工商，商在最后，同时商人也是最有钱的，眼下若急需用钱，唯有向着商人下手了。”
周麟之感慨道：“商之利，犹如妖法，不过转运货物，转瞬之间本钱翻倍，商人赚的盆满钵满，所缴纳的税收却没有那么多，尤其是那些海商和番邦海商，赚的更是惊人的多，眼下或许可以提高商税，以此来获取钱财。”
“这个法子我觉得比向士绅征收农税要好。”
叶义问无奈道：“反对力度不会那么大，也会尽快通过，来钱也快，怎么看都比较合适，是吧？”
第0892章 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着
对商人下手？
史浩沉思了一阵子，摇了摇头。
“咱们不能一开始就说要加征商税，而应该说要向地主士绅加征农税，摊派到他们身上，等他们群起反对之后，再改征商税，这样一来，阻力就会小很多了。”
叶义问和周麟之听了，连连称赞，觉得史浩不愧是个老谋深算啊呸……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妙了。
两人一顿夸赞，史浩却没有丝毫的开心。
“仅仅只是商税恐怕还不够，商人只有那么些，就算加征一倍估计也不够军队国用消耗的。”
他这样一说，叶义问就有些愁眉苦脸了。
“难道，还是要加征农税？对士绅？”
史浩摇了摇头。
“那太难了，目前朝廷急需用钱，和士绅协商需要太多的时间，实在是来不及，所以，还是……加派税收吧。”
叶义问和周麟之互相对视一眼，知道了史浩的意思。
无非是往老百姓本已十分沉重的负担上再加一点，从他们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
这样做并非没有负面影响，所以史浩的面色并不好。
“国势艰难，只能暂时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着，也就这一阵子，这一阵子过去之后，就把税恢复到原样，这样就能安抚人心了，对了，再把盐价往上加个十……五文钱吧。”
犹豫片刻，史浩站起了身子，开口道：“二位想和我同去拜见陛下吗？”
周麟之和叶义问互相看了看。
史浩虽然提领枢密院，但是眼下皇帝信任史浩，周麟之和叶义问倒是还没有站稳脚跟，以至于很多事情上都要听史浩的建议。
但是这件事情他们却不想掺和。
这种骂名一旦承担起来，想要摆脱，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枢相且去，我二人还有公务。”
周麟之起身谢过史浩。
史浩点了点头，自己去找赵昚了。
而后没过几天，朝廷准备加征农税的消息传来了，据说加征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增加百姓的负担，刮穷鬼的钱，而是要根据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加征税收。
简而言之，朝廷准备丈量田亩，根据田亩数量向土地多的人征收更多的税，以此填补军国大事的用度不足。
消息传出，好家伙，整个朝廷的震动和官员们的反应比当时他们针对张浚的时候还要强烈，一个两个立刻就和被踩了尾巴的野猫一样暴起发难，差点没把这个政策的提出者史浩给生吞活剥了。
一口一个与民争利，一口一个贪心无度，一口一个祸国殃民，一口一个千该万死。
史浩明明老老实实做了那么多年的官，忽然间在他们嘴里变成了大宋第一祸国殃民的罪人，甚至还有人上书给赵昚让赵昚远离史浩这种小人，避免被他蒙蔽。
对于这个反应有所准备的史浩闭门不出，对于很多忽然间来他家门口搞骚扰的人视而不见。
而另一边，赵昚也坚挺住了和史浩打配合，拒绝批复类似的奏表，拒绝接见前来求见他的官员，一直到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尚书省都有点难以正常运转之后，赵昚才终于松口。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朝廷征收农税，那就加征商税好了，总而言之朝廷要加税，不加农税就加商税，你们自己选。
这一回，那些跳起来的官员们有点不太敢跳了，在两个选择中，明显后一个比前一个要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的态度软化了。
史浩恰如其时的站了出来，递交了加征商税和给多个地区加派税收的建议，这个建议被赵昚火速签署，然后火速交给尚书省要求通过并且执行，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天。
很多人在时候才回过味儿来，意识到这是皇帝和史浩唱的双簧，两人一个冲锋陷阵，一个剧中策应，把大家玩弄于股掌之中。
很多人都为此感到生气，但是木已成舟，他们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说绝对不能让史浩好过就是了。
商税还是关系到一部分官员的利益的，他们肯定不会老老实实交钱。
至于另外一个加征……
穷鬼的钱，大家三七分成就好，这个没什么意见。
除了少数人站出来为百姓哭喊，做做政治表演之外，大多数人也没什么多余的建议。
这件事情在中央层面就这样过去了，至于在地方上会引起什么反响，暂时还看不到。
但是既然有人的利益受损，就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发展顺利，必然会有更多更特别的情况发生。
南宋这边正在为了税收的问题而产生层层涟漪，长江以北的明国也在经历着深远的变化。
苏咏霖返回中都以后，经过数月辛苦如老黄牛般的地狱级别的工作，终于把混乱时期积累的很多问题解决掉了，政务也处理掉了，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终于逐步走上了既定轨道。
通过突击培训班培训出来的政工干部一个接一个的奔赴地方，为原先那些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活的前辈们分担压力去了。
地狱一般的加班一直到洪武三年的九月底十月初才堪堪恢复到了苏咏霖大规模反腐之前，而这段时间里，别说苏咏霖累的够呛，就算是一直身体强健的辛弃疾都累病了一次。
好在十月之后，中都政法学校突击培训的一大批政工干部的下放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辛弃疾从军队里转业出来的一批基层干部也完成了下放，逐渐将地方上空缺出来的职务给填上了。
苏咏霖终于能让自己和朝廷喘口气，休息两三天，睡个好觉，洗个澡，好好放松一下。
不过国家的问题总是接踵而至，这边刚刚不用天天地狱加班，那边又有大问题砸在了苏咏霖的脑袋上。
洪武三年十月初六日，苏咏霖刚刚结束一天的休息，就接到了复兴会监察部主任孔茂捷的报告。
看了看这份报告，苏咏霖的眉头渐渐紧皱。
这不是一个突发的问题报告，而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汇总报告，是监察部经过数月的调查之后给出的报告。
苏咏霖过去所了解到的基层状况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农业生产力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过程。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取消了苛捐杂税和对农民的高度剥削之后，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
这是小农经济本身具备的强大的恢复力和生产力，只是过去被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以及糟糕的基础建设给抑制了、破坏了。
他解决了苛捐杂税和土地兼并，增强了基础建设，完全释放了这部分生产力，这部分生产力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而骤然爆发，于是建国三年来，每年夏粮和秋粮的产量都节节攀升。
这固然可以说是政策带来的变化，但同时，这也是自然规律，必然发生的事情，每一个朝代都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
而明国与之不同的是制度层面的不同，通过制度层面的不同，明国基层可以调动农民进行水利、道路的修缮，以此达到增加粮食产量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目的。
所以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也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不增长才是问题所在，传统经济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到顶峰的状态，苏咏霖这样做，只是加速传统经济发展到顶峰这个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并非没有问题，并非一帆风顺。
大约五年一次的自然灾害和气候异常暂且不说，监察部这份报告聚焦在基层农会干部是否称职的问题上。
通过这份报告，苏咏霖了解到了当前广大基层农会内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
第0893章 灾难性的后果
苏咏霖得到的这份报告上描述的是一些分配到基层农村里担任农会指导员的政工干部和一些乡农会会长的作风问题。
报告上说因为复兴会组织在基层展露出了极强的组织力和行动力，加上明政府的政府信誉极高，使得农民非常信任复兴会派来的指导员和复兴会的上级组织部任命的乡农会会长。
这种情况极大的促进了农民和农会之间的关系，也使得农会可以最大限度的组织农民办大事。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地方的基层出现了村农会指导员、乡农会会长独断专行、一言以决村、乡全部事务的情况。
根据监察部的走访和调查，很多村庄农会的搭建主要都是复兴会政工干部的功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自己对农民们的绝对信誉和权威，乃至于可以绕过农会对农村事务做出决策。
而后来被农民们推举的本地农会会长以及村民们组成的农会反而是空架子，沦为指导员做出决策之后的执行机构，没有其他的权力。
因为不具备学识的硬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会的搭建和农会的生产都是指导员一力承担，这需要权力的集中，需要高度的话语权。
一开始，这的确是利大于弊的。
因为只有指导员具备那个能力把农会搭建起来，并且组织大家完成土地分配、登记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其他人不行。
所以这一阶段，大大小小的农会组织完成建立，明政权得以高度统合基层力量，完成了很多在南宋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随着几年来扫盲教育的大力推动，农民们逐渐脱离蒙昧，有了一定的知识，有了一定思维能力，而村子里的指导员们却似乎还没有从大家长的身份完成属于自己的转变。
他是来辅助工作的，不是这个村子里的太上皇，不是来这里对大家指手画脚作威作福的。
然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指导员们因为建立农会、分配土地、恢复生产和指导扫盲的巨大功劳，使得村民们包括农会会长都习惯性的无条件的服从他的指令。
苏咏霖最初设计农会制度当中规定的农会领导层由全体农民选举产生、农村事务决策需要农会全体表决这两条几乎就没有运行过。
当然，最开始这条制度确实没有运行起来的条件，大家依靠惯性推举农户中大家都能服气的人来做农会会长已经是极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认字的农民们多了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有一些指导员和农会会长因为过于强势的态度和盲目遵从上级指令、不体恤农民实际处境的情况，从而和农民发生冲突。
比如苏咏霖因为多次战争的胜利使得财政状况大为宽裕，于是定下了大基建政策，要求各地审时度势，根据实际需求订立工程计划，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修筑足够的基础设施以对抗自然灾害。
结果这个命令传到地方就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加油干，一定要赶在自然灾害到来之前完成水利工程和道路，这是陛下的号召！
于是政令一层一层往下传达，一层比一层要求急切，到了乡、村这两级，乡农会就开始要求村一级的农会限期修路、修水利工程。
政令下达的很快、款项到位也非常干脆，然后就要村子里抽出劳动力负责修建水利和道路，觉得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一定很高兴。
但是事实上传达政令的时候还是在农忙时期，农民们还要忙着自家的土地耕种，忙着自家的一些活计，没时间，工期跟不上，以至于抽不出足够的劳动力来做工。
有些人家觉悟好，出了劳动力帮着修建水利工程和道路，结果自家农活跟不上进度，夏粮和秋粮守成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