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结果呢，这边刚把碱熬出来，那边降价了。”
“说是办了好几个大的碱厂，人家那碱厂说是也不用盐蒿子、也不用海草，咱也不知道用的什么邪术，反正就是大家伙儿忙了半个多月，最后一算钱……”
“嘿，别提乡学孩子所用了……根本没剩几个钱。”
“哥，你知道吧？你走后不久，这边所有的大盐盘子，全砸了。就为了防止私煎。我们这个熬碱的盐盘子，也是颜先生那边的人，出了好大的面，以半生学问做的保，绝不煎私，才弄了个大盐盘子。”
“结果最后根本挣不着钱。完后，盐蒿子什么的都熬碱面了，大家烧火都是个事。就这么干了一年，第二年也就不干了。”
“盐蒿子地……哥，你从松江那边过来，看着他们种棉花。但他们夏天的时候，都得割草，盖在垄沟里。要不太阳一晒，准反盐。”
“第二年这盐蒿子也长出来了，我们也想学啊。就说人家种啥，咱们就种啥呗？也是先生们出面作保，说我们这边种棉花，再也不往里面掺旧棉籽桃了。”
“圣堂的人，又和我们讲了许多道理，不能掺。”
“完后给了我们些新棉花种。颜先生那边的先生，也去学了怎么种棉花，怎么盖草、怎么防反盐。”
“可我们种起来之后，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玩意儿，霸地霸的厉害。那边都是用豆饼堆肥的，我们这边哪买得起啊？”
“就按他们的办法学着种，人家那边产三四十斤，咱们这边产个十一二斤。”
“这还好说，可是，大家伙儿得做饭啊，得烧火啊。盐蒿子地的盐蒿子，都用来盖地防反盐了，大家伙烧火也成问题啊。”
“老棉花籽儿吧，种的密。棉桃子是不多，可是棉花秸秆多呀。”
“这地方，你也知道，哪有树啊？但凡有点树，当年煮盐的时候，早就砍没了。全靠烧草。现在地都授田了，剩下点盐蒿地，也得盖土防盐。最后就算为了烧火，谁肯种那新棉种？”
“那新棉种的间距，两棵能种原来的五六棵。再说，不使肥，一亩地产的也就和原来的旧棉花差不多。”
“再说也不是没有种新棉种的，可你种新的、我种旧的，再加上管的也不行，轧棉花的时候籽都掺在一起了。二三年吧，那些种新棉花的，全都退化成旧老棉了。”
“人家那边，一亩地得用一石豆饼，还有羊粪、猪粪、牛粪什么的。”
“就我们这个保甲里，五家用一个牛。没钱，上哪买牛去？”
“买豆饼……这玩意儿就跟做买卖似的。你得投本钱呐，我们哪有本钱投啊？”
“也不是说没想过借印子钱，可人家根本不借啊。”
“说地都不是我们的，那到时候还不上，咋办？但有一说一，我要是放印子钱的，我也不贷，还不上咋整？收地，地都不是我们的。”
说到这，赵立本的二弟神秘兮兮的……即便家里其实没有外人，但依旧还是神秘兮兮地说道：“哥，我听说今年好像要卖五万亩地。卖些钱，做本钱，改良耕田种棉花、要买新的织机。”
“你知道吧，乡社里现在拉的屎，都各自堆在家里，不往地里面上。卖了五万亩地，今年肯定得要重授田啊，谁知道重授的时候，自己抓阄抓的是哪块？”
“你现在把屎上到地里，那不等于给别人养老婆孩子吗？等着这事定下来后，再把粪上到地里。”
可能，赵立本的二弟喝的稍微有点多了，当着赵立本的面又道：“哥，这事传出来后，大家伙儿就都不乐意了。”
“说村子里一些寡妇、带孩子的。干活又不干，出工又不出，还减免税课。还有二十五的孩子田，孩子能种地啊？”
“就说真要卖地的话，就把寡妇、老头老太太、孩子的地，都收回来吧。把他们的地卖了。”
“说真的啊，大家伙都挺不乐意的。凭啥自己种的地，给人养老婆孩子？是，地不是自己的，但这地它也不是放在那就自己长粮食的吧？”
“是，圣堂聚会的时候，说，说要‘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可咱毕竟不是圣人，睡了一觉之后，也没觉得一觉就把私欲消除了呀。”
“圣堂乡约还说，要我们‘善爱众人，善待众人。尊老敬长，叉手礼让道旁。和邻睦陌，答问笑言相向。慈善为怀，扶助鳏寡孤独。仗义疏财，赈济水旱灾荒’。”
“哥，我不是我说嫂子和我侄儿，侄女。毕竟我嫂子在这，我肯定是不支持让他们退田的。我就说这个道理，圣堂讲，或是说睡一觉良知自来，或是讲要慈善为怀，扶助鳏寡孤独……可这也得看情况。”
“以前大家是支持的。寡妇家有孩子的，有二十五亩的授田。这一甲帮着种了，这二十五亩田也不要乡学的钱、也不交社仓粮，大家种的有利可图，那大家伙都帮衬着。”
“可现在要卖五万亩地，当本钱。卖谁的地？这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以前圣堂讲，要慈善为怀，大家都信。可真到要卖地的时候，轮到卖谁的地、重授田的事，这就不一样了。”
第819章 乡约村社（四）
除了这些比较笼统的东西，赵立本的二弟，也对“孩子上学”这件事，相当不满。
颜李学派抓着乡社的行政权，坚决执行八岁入小学的理念。
但入学，也就意味着需要有教育开支。
教育开支，这钱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是得靠乡社的百姓出钱，维系乡学的运转。
本来吧，读书、科举、为官、光宗耀祖，这也算是中华家庭的普遍认知。
但问题就出在村社里掌管行政权、贯彻教育理念的，是颜李学派的这群人。
按照他们的理念教下去，搞出来的，就是让乡社的百姓普遍觉得，读书无用。
读书是为了啥？
学习是为了啥？
这又和颜李学派的“真儒”的教育理念，息息相关。
颜李学派的这群人，几个在底层的，要说科举的水平，倒是真有。
像李塨这样的，二十岁家里穷的就没办法继续脱产学习了，便去学医，卖药。一边当医生，一边看书学习、些文章狂喷宋儒，顺带着三十岁的时候去参加了个乡试还能中个举人。
颜元在漳南书院搞分斋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想过，真要是全搞分斋教育，入学人数肯定锐减。考科举没卵用，上个毛的书院啊？所以即便搞了分斋教育，也还是专门分出来了个帖括斋，也算是像现实妥协。
帖括斋，就是教“八股满分作文写作技巧”、“三年秀才、五年中举”之类东西的。
他们学派里有应试技巧的人，其实不少。在乡学里，搞这种专业的考试教育吧，其实也不是没人能教。
别的不说，一边学医，一边卖药，一边顺便还能中个举的人，弄一套类似的“三年秀才、五年中举”之类的考公技巧什么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李塨的思想吧，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三十多岁了可能还有点“中二”。
他考举人，是为了证明“我可以，但我不屑”。
考完之后，因为他反对科举，所以他中举之后，就拒绝继续往上考了。
而且，其学派的想法，也真是有点……过于理想化。
要么，朝廷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普及小学教育，用类似王安石的三舍法，搞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上马能打仗、下马能种田的士。
要么，拒绝参加科举选拔。
某种程度上讲，虽然他们学派固然有些“太刻苦、类墨者、以苦为乐”的古怪风气导致学派湮灭；也固然他们学派自己的哲学构建无法闭合；但也和他们学派对科举的态度、以及分斋教育与科举取士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息息相关。
读书是为了啥啊？
不是为了做官，谁他妈十年寒窗苦啊？
结果你整些分斋教育。
要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
甚至连骑马、射箭、武术、刀法这样的学科，还占了一旬之内一天的时间。科举又不考，人家这些时间都忙着读经书了，你去锻炼身体，野蛮体魄，这不扯犊子吗？
怎么和人家专业学经书的竞争？
这事吧，要不是刘钰忽然出现，其实以大顺的环境，颜李学派的教学理念，倒还是能吸引一些人的。
当初李塨三十岁的时候，才见到了“龙尾车”，也就是“阿基米德螺旋抽水机”，还专门花时间去学了三四年的这玩意儿和测天法之类的东西。
包括原本历史上因为私藏禁书惹了大祸的刘湘奎，也都是开始尝试把“分斋学问”中，加入西方传来的实学。
伴随着刘钰这一波新实学派的崛起，他们学派就变得特别的尴尬。
他们学派的很多设想，刘钰实际上帮着他们“圆梦”了。
比如他们学派在漕运这件事上，以李塨等人为首，都是坚决的“废漕运、兴海运、方可治黄河”的一派。
也包括李塨、王源等人设想的“挖掘淮河入海通道、罢漕运、取消束水冲砂、开凿洪泽和七分入海、三分入江的同道”等。
甚至于，包括王源、李塨等人设想的，开发东北、把东北建成商品粮基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设想，源于他们认为京城确实需要大量的商品粮。而只要京城需要商品粮，那么漕运就是个大事。如果东北能够提供京城所需的商品粮，那么罢漕运废运河就是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以及围绕着开发东北，设置特殊的村社良家子血税籍兵员的设想。
基本上，差不多都实现了。大顺自己实现了一部分，比如良家子血税兵员、提升良家子的地位。
满脑子想着六十岁以下不还俗皆杀、西北教民不移风易俗皆杀的颇为激进的王源，制度设计中可是把军人的地位可是提的异常高，要把血税籍，单独列为一个民籍，仅次于农，比商工都要高一级，也就是设想的几乎良家子那一套，要在东北、西北、西域等地广人稀区搞专业血税府兵村社。
刘钰出现后，一系列改革，也把剩下的很多给实现了。
甚至思路都差不多，在一些政策上固然空想，但在一些政策上倒也真的看到了问题所在，切实地认识到了漕运、统治、商品粮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问题分析去解决的。
他们学派虽然人数少，但想法很奇特，是以在学术界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原本历史上，修《明史》和四库书的时候，方苞就为了防止他们学派参与修明史和编书，靠着消息垄断，说李塨重病不能参加，来阻碍他们学派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所以，这个人数少、思想上不是主流、哲学上有漏洞、但一些实事上确实有很多有意义想法的学派，本身就是个很尴尬的存在。
他们的优势，全被别人抢了，只剩下劣势了。
伴随着大顺和刘钰的一系列改革，也就导致了颜李学派的一次大分裂。
基本上，分成了左、中、右三派。
左的这边，延续着陈亮开始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的激进思想，全都投刘钰的实学派了。
要么参军、要么学天文算数、要么学农学物理。
他们基本舍弃了内圣外王的想法。
右的这边，基本朝着叶适提出的“功必复礼”的想法，把做事和复礼联系在一起，走内外而内的路。
中间这派，也就是现在的颜李学派的正统派。
他们反对科举制度，但也反对刘钰搞得分科教育，因为刘钰的分科教育把礼乐经的地位压的太低。
他们反对功必复礼的思路，但又对刘钰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尖锐批评——包括废运河、走海运这件事，这本身是他们学派的治水理念，但是对废运河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难以接受，认为刘钰做事的结果是对的，但过程中的痛苦不该出现。
他们反对土地兼并，认为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但又反对起义，认为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他们“惟农有田”的设想。
他们支持工商业发展，但又对刘钰在江苏改革，导致的农村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表达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刘钰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消灭佃户。
他们支持儒学，认为儒学是正道、圣道；但坚决反对只读经书，说只读经书，就把人读傻了。
他们认为读经书这种事，“开卷无益”，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读经书，有这时间不如去读读诸如《泰西水法》这样的实学书籍；但又坚决反对刘钰系的实学教育，完全挤占了礼、经的时间，而音乐学习也是不够正，对于经书学问只当是学语文课文。
他们支持刘钰的诸多改革，对江苏改革后取消徭役一事，非常赞许；但又坚决反对刘钰搞全面的货币改革，尤其是拒绝征收实物税，认为这导致了商人阶层对农民的盘剥，因为定价权不在农民手里，商人可以压低粮价，而农民为了缴税不得不低价卖粮。
他们支持南洋和关东的大开发，为大顺的全面废运河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基础；但也反对刘钰针对粮食免税的关税政策，认为这样坑苦了伴随着取消实物税本色全面实行白银税现实下的底层百姓。
左边的激进派，都跑到刘钰的实学学堂这一边了；右边的复礼派，基本上又回归了颜元最反对的训诂学问中，试图追读圣经，破除宋儒伪学又使得事功而复礼，由外而内。
剩下的中间这一派，也就相当的尴尬。
右边一派，投身训诂学、考据学、汉经学，儒学水平继续保持，科举考试问题从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