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刘钰搞得新学体系，也是非常重视实践的。
他们学派是反对那种“静坐参悟”式的儒生的，学派的精髓就是“动”。
颜元举过几个简单的例子，说好比一种菜，你看书描述它什么味儿，不如亲口尝尝；好比学音乐，你天天捧着理论书去看，不如亲手去谈一谈、唱一唱。
学习学习，重在习。要在习中领悟道理，而不是静坐在那参禅打坐琢磨心性。
除此之外，诸如盐税、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商人地位等等，两边倒是基本认同对面的想法。
而这些之外的东西，一部分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糟粕，这一点两边有分歧。
另一部分，这些人的想法则比刘钰还要激进。
比如对商人征收资本所得税。
比如极端的反宗教，但认为宗教问题的根源，是“不制民恒产，导致民无所归；而民无所归，以致佛教泛滥”，但制民恒产暂时又解决不了，所以——“僧尼六十岁以上者，允许存在。六十岁以下而不还俗者，皆杀。”
比如对西北的教民问题，也是类似的态度——愿尊国法、奉圣教、移其俗者，授予民籍。不愿者，驱逐出境。既不离吾土，又不尊吾法者，杀。
娼，妓女等，立刻取缔，让他们学习女红，自食其力，务必让他们痛改前非。
这属于正常的激进，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学派原本对于另外几种人的态度。
一种是西洋传教士，认为能够教授历法、算术、制造天文仪器的，可以留下。传教者，杀。
这是比较实用的想法。可见其学派激进之外，倒也没有那么无脑。
而这个问题，也伴随着刘钰的出现，西学、实学分野被解决了，是以他们对刘钰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
另一种嘛……就体现了一种很进步的想法。
比如乞丐。
颜李学派很进步的认为，对于乞丐，无需专门立法。而是只要国家正常发展，民有所有、各有所业，那么乞丐自然会消失；而如果专门立法对付乞丐，则是本末倒置，根本无法解决。
单看这一点，再配上他们对宗教扩张是因为民生不好的判断，也足够刘钰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嘲讽但又不至于太僵了。
当然，这只是他们好的一面，糟粕的东西肯定也有不少。但能想到这几步，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如今现实里，他们肯定是要自己的这一套想法，运用在他们的村社尝试中的。
宗教问题、异端问题、妓女问题，村社里当然不存在。
商人的资本营业所得税问题，他们也没机会实践。
但是，乡学体制，倒是可以实践。
而颜李学派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士”，也就是合格的预备役官僚的教育理念，和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思想，便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颜李学派这边的人，在村社里，都算是……技术“官僚”。
而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则从儒学平民化入手，控制了意识形态。
治理村社、教授农学、组织水利工程的那批人，是颜李学派的。
在乡间宣传、传授魔改的平民宗教神秘主义儒学、自下而上抓住了村社意识形态的，是泰州学派的继承者。
很多事，比如之前的大基建，运河修筑，颜李学派的这群人说话，不怎么好使。
还是得靠泰州学派的那群人出面，把百姓组织起来。
颜李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学，就是在管事，要不就跟孟松麓似的，往来江南江北跑贷款，学实学。
泰州学派的人，在村社里，不是在乡间唱诗，就是在讲故事，于田埂乡间传授成圣之道，而且还是不识字的平民能听懂的那种。
颜李学派的人，在教育上，把精力花在了八岁以后入学的幼童身上，开蒙知识是学了，可回家之后和家里那群人接触的，又全是泰州学派的那些在颜李学派是异端的理论。
用程廷祚的话讲，等着这群孩子长大，你说他们到底是颜李学派的，还是泰州学派的？
八岁孩子，只能开蒙，不可能系统学习儒学；可等着十三岁进入“县学”正式学习儒学经典的时候，脑子早就被那些平民化改造后的心学想法润满了脑子。
若在别的朝代，亦或者别的时候，其实这点事也不算事。
他们学派本来就有一种意见，比如王源，就觉得，门户之争，其实可以这样：
“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但关键是不必程朱、不必陆王，甚至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吾等专注于经济文章即可。”
这意思也很简单。
虽然我们批判程朱，也批判陆王，但根本是希望天下不要“必程朱、必陆王”。
只要能够领会儒的真谛，做一个君子，做一个道德高尚、言行无亏的人，那么这个人就算是真儒。
现在天下的问题这么多，咱们还是把精力放在实学上，放在那些最实际、最基本、对天下有用的学问上就行了。
这虽然不是学派的主流思想，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毕竟颜李学派的特长，还真就不是上层建筑的构建，比如气、无极、道这些东西。
这和钱大昕评价戴震差不多：你的特长根本不是整这些东西，你非要整，批驳你简直不要太简单。
但问题就在于，此时是此时，不是正常时候。
一来，专注于经济学问，学术、实学这些东西，大顺这边已经有人扛起大旗了，他们学派现在真还就扛不动这个大旗——如果是“正常”情况，他们学派肯定是抗实学大旗的那个，但现在不正常。
二来，还是大顺的“盛世”危机。
颜李学派觉得，自己还是要完成上层构建，尽可能解决这个盛世危机，让儒学可以指导现实、并且在天下通用。
既然有别人扛起了实学大旗，那么自己学派还是要多搞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使得能够与他们设想的改革，相配套，从而名正言顺。
真要是水平不够，也就罢了，可能全都转投新学实学了。
可偏偏，他们的儒学理论虽然比不上那些入儒庙陪祀的，但也真不低，也是一时人杰。
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现在不需要有，那就把这种使命感，投射到了盛世下儒学的意识形态危机上。
既要琢磨出一种制度，包括官制、教育、学校、议政、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政治构建。
还必须要借着追述先圣、质疑宋儒、考据经书的机会，把新的、能够指导现实、能够自洽他们改革构想、能够解决天下文化圈范围内的上层理论。
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和泰州学派的继承者们，关系就颇为微妙了。
这种微妙，似乎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士阶层，学习专业的、正统的、体系化的儒学；百姓，搞这种神秘主义宗教化的平民儒学，弄成类似于魔改后的本土佛教观音之类的玩意儿。
但实际上，却又不行，因为颜李学派的构想，是通过全面的从八岁乡学到最终成均馆的全套学校教育，由官方指定正统学问，这才是真正可以维系天下的方式。
可现实又是他们的全面学校教育、维系大一统和统一的国族天下意识的设想，又做不到，因为没钱。
当然大顺朝廷对于他们学派的教育理念，还是认可的。
因为大顺基本盘的良家子体系，就是这一套学校制度的变种。虽然名义上叫三舍法，实际上倒和他们学派的这一套东西更像。都是自小学习，选拔进学。
但也正因如此，所以大顺朝廷也很清楚，这一套东西全面铺开，得花多少钱。
而且朝廷树立的官方学问，始终缺点东西，融不成完整体系。
所以这又退回到了第一步，他们觉得还是要先把体系构建起来，正本清源。
第811章 上国心态（九）
正本清源，阐述真正的先圣之道，在大顺这个有着浓厚的正统道统传统的文化圈里，意义极大。
原本历史上，颜李学派就吃过这么一次大亏。
原本历史上，李塨和方苞是好友，虽然学术相左，但私交很好。李塨死后，是方苞给写的墓志铭。
但，因为颜李学派极端反宋儒、极端反程朱。加上颜元的嘴实在太臭，不但骂儒生是娘炮，还说朱子学“如砒霜，一旦沾上就永无生机”。
而方苞笃信程朱理学。
是以，在给李塨写墓志铭的时候，方苞直接夹带了私货。
说李塨这一生，最大的德业，就是老而大觉、改过为大，在自己的劝说、教育下，放弃了颜元的那套反程朱理学的学问，而是转向了程朱理学。
除此之外，都称不上德业。
方苞在墓志铭上，言之凿凿地说，他劝了王源、劝了李塨，这俩人都幡然悔悟，被自己的几句真言，噎的默然无语，所谓【以余一言而幡然悔悟】。
颜李学派、颜李学派，有颜有李。
方苞这篇墓志铭，等于说：
颜李学派的创始人，背叛了颜李学派。
这套路，后世可能也会经常用。
反正，王源、李塨都死了，没法说话。
方苞的墓志铭也就引发了颜李学派和桐城一派的彻底决裂。
颜李学派傻哔呵呵的，脑袋纯有问题。
居然各种考证，查阅资料，整理书信，摆出各种证据证明方苞在说谎。
拿出证据，说李塨直到七十的时候，还质问方苞，说程朱理学，【至聪明人尽归无用，遂使神州陆沉】，怎么可能会按你说的被你几句话就“幡然悔悟”了？
桐城一派对颜李学派，则直接上了诅咒——李刚主、程绵庄，身灭嗣绝。
后世人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道统之争。
比如李塨之前大儿子死的时候，方苞就给李塨写信，说：你知道你儿子为啥死吗？因为你不信程朱，上天降祸给你们了。【凡诋毁朱子者，多绝世不祀】。
正本清源、道统之争，本来就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上层理论之争，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士大夫阶层、或者叫文人骂架。
但实际上，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涉及到千万人的生死，枷锁，苦难。
不提腐朽学问下的女性苦难，这涉及天下半数的人口。
只说刘钰在江苏走的这条路，不过一省之内。
西江五岭的几十万人、漕运的百万人、扬州淮安的一百五十万人，还有苏北被刘钰往南洋种植园扔去的几十万人，佃户退租后往城市生活的这群人的命运、家庭，受尽了苦难。
从当初的锡兰特洛伊木马计强制迁徙开始算起，这些年，不下五十万人直接死于这场改革。
上层学术之争，关系到今后死的人是谁，枷锁套在谁身上，而不只是简单的上层学派对骂。
至于此时，正本清源、重构儒学，其意义，程廷祚倒是评价过。
说刘钰的改革手段，可以用在一省，但却难以平移到全国。
而刘钰的手段，若藩属学其精髓，则恐天下分崩。
如果是神州危亡之际，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刘钰的手段，虽然霸道太重，但可以保护神州。
但如果是想继续做天朝，那就必须要把儒学重构，作为一个能适应新时代的上层学问，和西洋岛夷对抗，维系“天下”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