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我言行,便是说,淮北若行新政,必可行。”
“但,淮北与淮南不同,所辖范围不同、道路交通不同,淮北能行,淮南未必就行。”
“一旦淮北行,则天下人必以为淮南必可,这才是要提防的地方。是以我说,行也不行。”
“天下愚民太多,悠悠之口难防,到时候淮北真的行了,那些人又怎么能够理解淮北和淮南的区别呢?”
“索性,淮北行也不行,此方为上上之选。”
按照正常的说客讨论,这时候刘钰就该问“淮南为什么不行呢?”
但刘钰没问淮南为什么不行,而是问道:“如你所言,你也认为淮北可行?”
这说客来之前就明白,这件事是傻子都能看出来必然行的事,要是在这件事上硬顶、非说不行,那也实在没必要说下去了。
他当即郑重地点了点头,示意确实,他也觉得淮北改革一定成功,然后就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而这个理由,就非常有意思。
既然大顺盐改的目的,是打击私盐,那么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问题来。
盐改派认为,官盐卖不动的原因,是这群总承包商吃得太多,所以官盐太贵。所以,改革的重点就放在这些总承包商身上即可。
说客则认为,官盐卖不动的原因,是因为私盐太多。因为官盐收税,所以无论怎么样,私盐都比官盐便宜。
而淮北地区官盐卖不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总承包商吃的太多。
而是因为漕运。
长芦盐场的盐,通过漕运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运河两岸,严重侵袭了淮北盐区。所以才导致淮北的官盐不好卖,数据看起来非常难看。
总结起来。
就是说,盐改派认为,主因在总承包商,走私是次因;而盐商派则认为,走私是主因,总承包商是次因。
如果不把主次因果弄清楚,那就没法在改革上做出针对点。
听完说客的话,刘钰也是暗暗赞了一句,心想都说江南文华,果然不假。这些盐商在江南日久,他们虽废了,但他们豢养的门客幕僚,倒是有些高手。
《僖公二十四年》云: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
刘钰想要急速盐改,他想用的故智,正是这一招。
漕运被废,应该说,短期之内刺激淮北官盐销售额增加的,确实是漕运被废、长芦盐没办法走私的缘故。
甚至可以说,这将是盐政改革“立竿见影”、“惊世骇俗”、“一场得两场之利”、“奇效之下淮南凭什么不改”的根本。
但是,长期来看,终究还是总承包商的问题。
只是,反差越大,越容易造成对比效应。
所以,刘钰计划的就是趁着新的走私路线没出现之前,以雷霆万钧之力完成盐政改革。
然后拿着官盐销售的巨大增长,把所有的原因,都归于盐政改革上,而尽可能淡化废漕运的作用。
依靠强势的对比效果,迫使朝中任何支持旧制度的人,通通闭嘴。
从而迅速完成淮南盐政的改革。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些盐商虽然都是些废物,可手底下幕僚还真不都是吃干饭的,居然有人看出来了问题。
想都不用想,盐商这边有大量的舆论鼓吹手,多少文人、尤其是知名文人,都是靠盐商养活的。
他们本身在朝中就有关系,一旦把这件事挑明了,制造了舆论风波,恐怕对淮南的改革也会拖延下去。
到时候,盐商的朝中关系,就会那这个大作舆论,要求等过几年、等废漕运带来的影响消散之后,再去改革淮南盐政。
那样的话,极是不妙。淮南才是真正要动的地方,淮北只是个引子。淮南若动不了,盐商只相当于断了个手指头,可不会伤及根本。
听完这些说辞,刘钰不动声色,心里一边琢磨着这些盐商到底要干什么,一边问道:“如你所言,似也有那么三二分道理。那么,淮北行,就算这个道理对。那么,淮南不行,道理在哪呢?”
说客心想这正是重头戏,于是舌灿莲花般,将盐商各家幕僚总结出来的话术都搬了出来。
搬的角度,恰恰正是吴敬梓提出的那些东西:收复私盐区,小资本小散商无力,反而会加剧私盐区扩散等问题。
只是,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角度是同一个角度。
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以票盐之名、行纲盐之事。
而这些人给出的办法,则明显就是个……台阶。
吴敬梓是承认,总承包商的封建垄断特权,是官盐不畅的主因,内因。而其出发点,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了报恩,让这些盐商“跟上时代”——盐引是封建特权,权力父死子继,在科举制国家下,是被人诟病的。希望盐商与时俱进,将权力父死子继,变为财产父死子继。
而说客心里知道原因是总承包商的特权,但嘴上说的主因则是走私,而其目的是为了给皇帝送钱、同时找个台阶,然后双方妥协。
目的不同,反对改革的理由一样,给出的办法就完全不同。
说客代表盐商,提出了三个“改革”方向。
其一:朝廷成立专门的巡盐部门,经费由盐商报销,每年三十万两,按时“报效”。
将原本的、非正式的、私下里的“缉私花红犒赏”,转正,成为正大光明地由各级承包商分摊的钱。
因为他们认定的主因、内因,是走私太多嘛。
所以,解决的方向,或者说给台阶的方向,也就是出钱缉私。
其二,每年给皇帝内帑二十五万两,以备不时之需,作为“形成制度”的报效。
其三,运河被废,旧有的运盐路线必须要改。该运盐路线、沿途稽查、关卡设置的钱,由盐商出。今年报效200万两,但今年的前两项就不给了。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皇帝上次来要钱,觉得不够,还想再要点,有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觉得刚要完再要不好。
那么盐商这边就主动点,拿出200万两,其实搞这些东西也花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就当给皇帝送礼了。
而且他们保证,这一次的报效,绝对是这些大盐商出,不会克扣次级承包商,也不会转嫁于食盐百姓。
应该说,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但偏偏松江府海商资本集团的崛起,使得这个办法真的很容易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举动。
而且,现在在淮北巡查盐务的,恰恰正是松江府财阀的总后台,盐商猜疑是非常正确的,不猜疑才是脑子彻底被狗吃了。
所以他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自我催眠似的告诉自己,皇帝真是上次要钱不够,这次又来要钱了——必须信、一定信、不得不信。
不是他们脑子生锈了。
而是伴随着松江府资本集团的崛起,实际上一旦改革,他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而他们的一切,只能寄托在朝廷不是真的想改革上,改革为名、要钱是真。改革的胆魄是没有的,以改革的名义搂钱的胆魄,不但有而且很大。
否则,只要改,必完蛋,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不得不信、不可不信了。
但……这番话,恰恰触动了刘钰内心最为警觉的地方。
尤其是当说客拿那些运盐不便、路途颇远的地区说事的时候,刘钰心里顿时兴奋起来。
可以说,这正是刘钰最警觉的地方,也是刘钰给皇帝写第一封奏疏的原因。
如果,真的发生了食盐大战、这边运那边吃,非要让盐政改革出丑这种事,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些路途稍远的盐销售区。
因为,就算这些盐商的脑子再不好使,也不可能守着淮北盐场,玩“来多少、吃多少”的套路。
那和守着西域黄沙,在吐鲁番无限收砂子,没有任何区别。
唯独此时的交通条件下,只要在远一点的地方玩一次,就可以直接让改革变得极为难看。
这里面的问题,也确实在于朝中制定盐政改革政策的那些人,真的就是少女般的天真。
他们真没学过《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但他们、包括历史上那次改革,却真的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而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步,就是取消朝廷控价、减少朝廷管控。
因为,放开盐引制度,朝廷如果控价的话,肯定不行。
定的高了,私盐泛滥。
定的低了,肯定没人去。
那么,只有让市场充分竞争,让商贾自行定价,才会既不缺盐、也不价格太高。
理论上,只要让衙门出个公告:不准齐行控价即可。
要让官盐便宜,就得既取消总承包商,又减少中间环节的管控,还要收回各处对查盐的权力,唯有如此,方才能改革成功。
这就给了盐商极大的漏洞。而且,还有个问题,朝中那些给出盐政改革方案的人,始终没正面回应:怎么杜绝富商买票?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
第一:盐票是不是无限卖?
如果无限卖,必然崩。这不只是物价混乱的问题,而且还是打价格战,小散商有个吊毛的机会,能赢总资产几家在大几千万里两的盐商?
如果不是无限卖,而是控销售区分售额度,怎么解决远近利润不同的问题?怎么确保大盐商不先把利润最高、运输最方便的地方吃下来?
第二:盐票倒卖,是否合法?
如果我钱多,我买了200万引的盐票,我是否可以再转卖给别人?
如果可以,那么和之前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能,采取什么方式卖票保证公平?怎么把偏远地区的票卖给有能力承办的大商?
再一个,我有钱买200万引,先不管我转不转卖,只说我这么买,可不可以?
刘钰是支持大顺的这一次改革的,但他并不支持朝中那些人的做法,这是标准的矫枉过正。
很多问题是不能刻舟求剑的,历史上的那次盐改,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那之前,大盐商经历了白莲教、私盐泛滥等等缘故,其实已经崩了。
但现在,扬州府的那些大盐商,正是资本雄厚、享受到了之前二十年大量东西洋白银流入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的时候。
对付半死不活的人,不用去考虑这人反抗怎么办。
可要是对付活蹦乱跳的中年人,虽然可能很快就要老了,但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反抗一下子也不得不防。
只不过,刘钰真的是高估这些盐商了。
他本就存了这些盐商死前肯定要搏一搏的心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防的就是盐商搞反击,闹得非常难看。
而且他又不知道吴敬梓去给这些盐商分析了情况、出了一个实际上最可行的主意。
这些盐商考虑了海商集团的崛起,却没考虑另一个问题:皇帝可能把整个大顺最赚钱的两件买卖——不比大顺朝廷收土地税赚的少——交给同一伙人吗?
所以如果刘钰知道了吴敬梓出的主意,一定会觉得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成功。
但他不知道,也更不可能知道盐商否了这个想法,而是采取了最保守的策略。
即把希望寄托在朝廷不改。只要给了钱就不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