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无非这不是运漕米的大运河，这里的“百万漕工”，朝廷并不是很在意。
最开始，广东缺米，纵然丰收，也仅够半年之食。
所以，两湖地区的米，走大庾岭商路，一路到广东。
而刘钰上台主持贸易后，发展航海术，打造海军，开辟海运，使得广东现在吃的都是南洋米，而不再是两湖米。
他无意间就废掉了大庾岭的大宗稻米贸易。
至于剩下的，就更不用提。
生丝、茶叶、大黄、瓷器、棉布等等，也不需要走大庾岭商路去广东了，而是或者就近、或者改变方向去松江府了。
这里面随便一项，影响都在三五万人上下。
比如茶叶。
历史上引起了北美独立事件链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武夷茶，加工中心在崇安星村，闽北地区。
大顺这边，前期因为台湾问题，以及时代惯性，以及荷兰等国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之前没有直航、澳门在各国直航之前是最重要的茶叶中转地、各国要到三十年前才纷纷直航贸易等因素，茶叶的出口地也一直是广州。
形成了历史惯性。
而想要把闽北的茶叶运到广州，需要在闽北装箱，用人力运到江西上饶的运河口镇。
再从运河口镇，运到鄱阳湖。
而实际上，鄱阳湖才是大顺的茶叶中心。
除了福建的武夷茶外，两湖江西等地的茶叶，也是在鄱阳湖地区加工——除了西欧贸易，还有蒙古雪山等国内贸易所需的茶砖，以及俄国贸易所需的茶砖。而且西欧那边也不是只喝武夷茶，要在这里配两湖地区的其余茶货。
这里的加工中心长年累月，也有技术优势，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这里成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欧的茶，在鄱阳湖分包，转赣江、过南昌、到赣州。
到了赣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经挑夫挑着过大庾岭商路，去韶州，再经北江到广州。
单单对西欧出口的茶叶一项，靠此吃饭的挑夫，就有五万余人。
这五万人肯定也得养家糊口，稍微折算一下，就相当于至少二十万人的生计。
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贸易，贸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叶运输路线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改变。
在刘钰牵头下，商会和贸易公司领头，以股份制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商路，修了运河和道路，连通了闽北和闽江，直接到福州。
从福州装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当然不会出这笔钱，商贾们没有人牵头也不可能搞股份制基建。
但是，这个基建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茶叶省去了极大的运费。
大顺这边又搞外贸半垄断，并没有因为运费降低就内卷降价出口的情况，单单是省出来的运费，两年就够把投资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运河和新商路去闽江，谁还挑着走那么远去广州呢？
仅仅茶叶贸易的路线转移，就影响了男女老少一二十万人的生计，其余的瓷器生丝粮食等，又要影响多少人呢？
这当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贩卖鸦片的理由。刘钰听他一说大庾岭商路，内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万漕工，终究这关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岭南边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对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觉得真要是这些人起事，镇压一番杀了，其实比安置他们要省钱的多。
这个走私贩子的这些话，并不能引起刘钰对他的丝毫同情，只是让刘钰意识到，岭南问题也该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华北；经济重心在江南。即便废了大运河，华北和江南地区也是紧密联系的。
岭南地区的定位，又该是什么？才能保证南北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过朝廷的力量进行调控干预，将广州定位成“沟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转地、南洋米贸易的集散地”？最起码，容纳一些无地的失业人口做工。
还是说，保持原计划不变，仍旧通过国家干预，将所有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都让给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粮食期货等贸易，仍旧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个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对诸如粮食期货之类的新事物的态度，以及皇帝猪圈养猪的心态，刘钰略作犹豫后，还是狠下心来。
心道：岭南百姓的命运，还是自发去下南洋吧。不衰败穷困，哪有动力自发下南洋？
第578章 不得其时
心虽狠下来，但老百姓不是被人操控的木偶，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自会有自己的想法。
从一开始，刘钰心里就清楚，从自己把大顺的海军建起来、贸易中心转移到松江府的那一天开始，岭南的农民起义就进入倒计时了。
几十万因为原本贸易转运而为生计的人失业、原本手工业用苏丝湖丝搓粤缎广纱的“中产”也陷入贫困，加之本来就有的主客矛盾，起来反抗是早晚的。
从明朝开始，广州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位一直到各国在松江府建立商馆之前，都没有被动摇。
百余年的惯性，大量依附贸易中心而生活的人口，在贸易中心转移到松江府后，生存肯定是成问题的。
这对岭南地区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只是不显山露水的，寻常人也看不到贸易中心北移的巨大影响。
但是，现在大顺中央财政还没有问题、军队刚刚经过军改，应该说这场可能的起义是必然不可能成事的。
黄淮地区虽然也经历了废漕改海的变动，但那里作为朝廷的统治重点地区，在皇帝下决心治淮之后，应该不至于酿出来大规模起义。
土地兼并，需要男劳动力佃活，养不活孩子肯定优先溺死女婴，黄淮地区的男女比例都快到130比100了。
光棍造反，可真是全无后顾之忧，饿了便结伙吃大户，抢到东西就回家。
平时为民、灾时集结为军，战斗力不是很强。
只要大顺中央财政不崩，手里有个几千万两的存银，就算黄河改道，黄淮地区不至于出大事。
朝廷手里这点钱，其实没办法同时应付两个地方的“百万漕工”。
放任岭南地区，而将有限的财政放置于黄淮，确保中原稳定，从封建王朝统治的角度来看，是一招“好”棋。
皇帝终究是皇帝而已，起义了，肯定屠。
屠完了，收容收容残余的，借着战乱的大量死亡缓解一下土地矛盾——只需要算一笔简单的账就行，假设移民一个需要100两白银，而100年白银足以武装一个线列兵。100万两白银，可以移民一万人，但要是武装军队，屠戮镇压个十几万人不是问题。
屠戮十几万青壮，剩下的老弱病残也成不得事，或者饿死，或者逃亡途中死掉，杂七杂八加在一起，轻轻松松解决一百多万人。
这是一个稍微算一下就能算清楚的账。
想到这，刘钰内心还是很感慨的。
盛世起义，可能后世史书上，连一句“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这样的评价都得不到。
可能唯一能得到的“有意义”的结果，就是让皇帝加深一下对人地矛盾和经济学基础的认可，强化对外扩张移民的决心。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某种程度上讲，刘钰觉得是自己造成的。
大顺和满清不一样。
满清末期的岭南起义，有一部分贸易重心北移到上海的因素，以及外来商品对旧经济的冲击。
是被动的。
而能被动的原因，是打不过。
打不过，说明腐朽到顶了。
腐朽到顶，又使得起义难以平定，最终中央集权崩了，又无人能够重建中央集权，为后续的各路军阀混战新的五代十国打下了基础。
也导致了将来工农的武装割据，可以在夹缝中生存的客观条件。
然而大顺这边，是主动的。
主动的原因，是海军建起来了，不用担心被人劫了漕运，国势正盛。
国势正盛，意味着统治能力很强。
统治能力很强，意味着平定起义非常容易，不会出现黄巾、黄巢之后的局面，朝廷中央不可能崩。
朝廷中央不崩，意味着反动势力仍旧强大，将来要推翻也就更加艰难，也完全没有武装割据之类的机会。
这种盛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始终没有解决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解决，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小农经济，一旦新兴阶层的力量危及到小农经济的稳定，有着巨额财政基础的大顺就会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反动。
岭南、黄淮，这是两个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但是，刘钰看来，未得其时。
如果王后拖个三五十年，拖到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有掰腕子的实力时，再引爆这两个点，直接将大顺王朝爆的摇摇欲坠，或许能简单点。
然而，这两个最可能引爆的点，一个被治淮和刘钰给皇帝弄来的大量内帑银稳住了；另一个很可能会在数年之内爆开，而数年之内大顺朝廷的力量不但不会削弱甚至可能达到了顶峰，轻而易举就能平定。
明末的情况，是问题堆积在了一起，太多了，集中爆发了，不好解决了。
大顺这边，则是本有可能把大顺的朝廷炸的摇摇欲坠的各种问题，被分散、分批解决了。并不会影响大顺的统治，而且新兴阶层的力量此时也严重不足。
刘钰也没办法去和岭南失业的大量百姓说：为了民族的未来，你们忍一忍，等二三十年后新兴阶层成长起来后再起义。你们为王前驱，沉重打击和动摇旧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为新兴阶层踏上历史舞台铺路。
鸦片贩子对刘钰发的那些无耻和无理的怨言，提醒了刘钰，从现在开始，很多事情都和从前不同了。
而他也意识到自己现在陷入了一个近似无解的怪圈：想要往前走，就需要皇帝的支持；皇帝支持的前提，是皇帝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让皇帝感觉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就需要刘钰需要不断加强皇帝的力量、至少让皇帝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加强；皇帝的力量被加强，又严重威胁将来歧路时候的变革……
以至于现在如此的难受。
自己这个一直试图给大顺挖坟的人，却生生把可能威胁动摇大顺统治的反抗力量，一个个“加速”逼出来，不会一起爆发，而是分批分次且在王朝盛世的时候解次序解决掉。
大顺的情况如此特殊，只怕将来的新旧对抗，要比原本历史上更血腥更残酷，也更艰难。
这几年就总是时不时涌出一种无力感，一种脆弱的失败主义情绪，时不时就会弥漫在他心头。
今天这个鸦片贩子的几句话，说起岭南商路衰落的问题，让他内心再一次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沉痛的无力感。
旁边随同的官员看到刘钰在那沉默，不免觉得奇怪。
广东节度使心道，虽然这鸦片贩子的话，听起来似能自圆其说，但其实根本不值一辩。兴国公也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杀的人数以万计，不说征战事，单单一个狮子国移民，因之而死的南洋唐人也有万余不止。
兴国公到底在想什么？可绝不是因为这个鸦片贩子的几句话吧？
猛然间，广东节度使仿佛一下子想明白了一般，内心暗惊道：不好！
这厮嘴里胡说，他罪必死，倒不必提。
可他说的大庾岭商路事，这几年确实颇多无业流民为贼寇。
怕不是国公担心，将来真要是这边出了事，以至于民乱四起，而有人效《流民图》故事？
到时候，将岭南民变的原因，全都归结于国公身上？借此将其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