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原材料是原材料。
茶叶之类的东西是茶叶。
这不一样。
大顺朝廷可以死死守住茶叶不能外流，任何试图在南洋、锡兰、印度种茶的，抓着就杀。
但是，对于殖民地种棉花、搓生丝、种大米、种香蕉、种油棕、种黄麻等，相当支持且鼓励。
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关于本土种植业和殖民地竞争的时候，该站哪边的问题，在大顺不是个问题。
而拿三的甜菜疙瘩问题里对大工业集中在优势地区的思考，在大顺才是个被大顺这边的人思考的问题。
而这实际上又是一个问题：甜菜疙瘩周围，肯定有榨糖厂，以及榨糖业带动起来的一大堆产业，从而容纳了大量的就业。否则，这些人就会被甘蔗糖冲死，失业。
大顺这边，则是用了奇葩的手段，造成了同样类似的问题：对轻工产品征收内地保护税、对原材料原棉生丝棉纱等免内部通行税，从而造成了各省原有的手工业中心格局基本没变，并且萌芽茁壮。
毕竟，刘钰出走后，跟着李欗从龙的那批人，都经历过漕运问题给大顺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原本的工商业中心的衰亡、经济格局的改变，这些后遗症影响了大顺五十多年，才将将治好。
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格局，又是用类似大运河的手段，人工维系的。
只要取消“国内关税”这个听起来可笑的东西，大顺的经济格局会再度发生巨变。
而如反对直接取消的那人所言，这样的巨变，可不是废漕运那百万漕工的规模，这影响的可就大了。
不是说取消不好。
而是说，这玩意儿他不是玩游戏，点一下按钮就解决；更不是定义一下这是进步，那是阻碍进步，就能念得那些要被历史车轮碾过的人闭目待死的。
哪怕说拿三，他面对着小农问题、工人问题，还得装模作样地写本小册子《论贫困的消除》，提出来脑洞大开胡编数据的垦殖农业容纳失业者的路子。
大顺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思维。
甚至于，这压根不需要从别人那学，移民、垦殖、屯垦、迁徙，实边、缓解人地矛盾，这玩意儿大顺不需要别人来启发。
而是说，正如打着要解决小农问题旗号的拿三，实际上背后靠的是大资本一样，最后说话如放屁，这边说什么“国内的普遍贫困去侵略中国弄那点市场是脑子有病”，上台反手就去打二鸦。
大顺这边其实也一个鸟样。
刘钰出走前，李欗与之夜谈，大言迁民问题、人地矛盾，将来要解决云云。
然而，实际上，包括说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开发移民，完全是在给从龙之功回报、给资本创造机会、原始积累的那一套低价售卖国有的土地。
不是说这样不能移民，而是说数量……相对于大顺内部的人口而言，数量还是太少了。
比如说，北美那边。
大顺这几十年间，人口已达三五百万，吓得法国人连大顺的六尺轨都不敢用。
问题是，这好几十年，还有金山银山，算上当地人口出生，几十年三五百万人……够大顺在北美获得人口优势，可对内地的人地矛盾卵用没有。
换句话说，想大规模移民，只靠一纸《宅地法》，是没用的；只靠蒸汽船的发展，也是没用的。
真想办成这事，得靠朝廷出大钱补贴。每个人最起码得补贴张船票吧？北美西进运动，不提铁路优势、资本拓展这些，只说最基础的小农大篷车，也不是不能去。
问题是，大顺这边，难道让小农赶着大篷车横渡太平洋？
再者说了，“农民”和“农民”的概念不一样。
河南如今已经憋到人均3.13亩土地了，人均土地极度不足，使得地主收租肆无忌惮：爱租不租。
一些地方，已经憋到65%的租子了。这种情况下，别说横渡太平洋、也别说大篷车了，一些佃农长短工家里有没有个人拉的平板车都是问题。
的确，大顺的货币改革，是有成效的。
解决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问题，或者说解决了奇葩的民间用本币、交税用外币、货币商人金融资本和收税机构一起压榨的蛋疼局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就人均3.13亩土地，你就再减轻，他也过的艰难。
你哪怕说不收税，就河南一些被黄河屡次决口、水旱灾祸害过、盐碱化的地方，现在化肥纯粹的遥遥无期，这人均3亩地，亩产能多少？
事情走到这一步，压根不是什么发展工商业能解决的。这不是说发展工商业不对，而是说宏观上对，但在具体上得讲方式方法、得讲现实、得将当前情况、得用长远眼光看问题。
大顺现在的主要问题，压压根不是放开内部钞关还是不放内部钞关的问题。这和刘钰没出走时候的情况，压根不同。
只能说，一群人围着刘钰的棺材在这继续刻舟求剑。显然，大顺这边的人又不是傻子，这种围着棺材刻舟求剑的行为，实则就是刻意避开了大顺现在解决当前困境的关键问题——钱。
有钱，才能朝廷出钱推动迁徙。这种迁徙，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尤其是扶桑的铁路已经开修。
但这种迁徙，必须是以“百万、甚至几百万每年”的规模，否则于缓解人地矛盾这个问题上没用。而如果不是为了缓解人地矛盾，只是血缘民族上的民族空间什么的，那大顺就是三十年前死了，关系都不大。
换句话说，假设每个人补贴船票迁徙成本算100两，那么这需要大顺每年拿出个四五亿两来干这个事。
钱，谁出？
为什么说现在大顺的问题根本不是内部钞关的问题，因为……历史上，185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快要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都已经被欧洲卷进去了，那么全世界一共能“养”多少工业人口？
不说大顺全国，山东加江苏，这两个省多少人口？
然而，内部钞关又是大顺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去了趟巴黎目睹了欧洲可能要剧变的这群人，很清楚欧洲一旦出事，大顺这边依托欧洲市场的大量产业要出大事。
历史，最终还是在斗争中前进的。
大顺放开子口和钞关，大顺必死，并且一定会死的非常难看。因为，这会让内地彻底陷入连小地主都活不下去的地步、农村全面崩溃。
而大顺死，才有未来。因为大顺自身的缺陷，解决不了农民和土地问题，也无法集中资源完成刘钰早就设想过的“大东进运动”。
第318章 九三年（十五）
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时候，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退一步的。
后世伊里奇说过，左的幼稚病问题。
实际上，这个类似的问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
不是说自然秩序、国内市场、世界市场、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肯定是进步的。
而是说，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等待自然秩序调节”的表态，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那真是命大。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虑现实，只要全面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来了。而如果没好起来，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并且，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效果。
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
这个问题，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刘钰没出走之前，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让他们成长起来。
而现在，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的确，当时刘钰是说过，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
但是，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慢慢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基于物质基础、历史条件的不一样。
说一个耳熟能详的简单的故事。
《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里，七人众面对杨志，说自己是“濠州人，去东京城贩枣子”。
这里不提成书过程中的地理问题，只说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亦算是可以从侧面证明，在盐铁会议之后，天朝内部在政策上是国内统一市场的，是可以跨越千里贩卖商品而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以及帝国面积广阔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运费之后，无利可图。
这么说吧，后世相对于18世纪，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贸易的。
那么，后世却没有人把煤，往大同运，去大同卖煤；也没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兴安岭卖。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贸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吗？因为没有人把煤往大同卖、也没有人把木材往大兴安岭卖。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
某种程度上讲，在铁路建设之前，大顺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政策上的国内的自由贸易、现实里因为地理因素运输因素导致的区域性经济。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顺，比如说，关中丰收。
你从陕西收了一堆粮食，跑到江南去卖，也绝对没人管你，更不可能说不允许这么卖。
唯一的问题是，要不是脑子发烧、钱多到没处花，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
这是大顺之前的国内经济、贸易、国内市场的问题——你哪怕说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没听说诸如限制某地不准纺织、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准纺呢绒。
而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
比如法国、比如意大利。
这里不提法国的重农学派，那太激进了。
说个不太激进的重农修正派，伦巴第改革主义，他们的重农主义，面向的也是“国内”林立的关卡、和各种限制、区域间的贸易限制而发出的。
要注意的是，“国”与“国”是不同的。
大顺是个国。
意大利也……呃，当然，此时并不存在意大利，况且就算是说此时存在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这个国的国内贸易，距离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东京城贩枣子”的水平吗？
也即是说：大顺国内，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的限制。使得大顺在原则上，过去在国内是自由贸易的，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都算是非常吓人的资本自由——买卖土地，毫无限制，产权清晰，土地上几乎没有乱七八糟的封建权益，什么养鸽权、狩猎权、拾穗权什么的，全都没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顺律》就会保护你的所有权，至于你怎么拿到的，这个基本不管。毕竟说，《大明律》、《大顺律》都有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归之类的花样层出不穷，也压根管不明白、管不了。
而在欧洲，是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都合格，毕竟国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势力、商人行会、区域寡头、封建法等等，使得连“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学派，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再说一遍：《国富论》，不是对英国现状的总结，而是对英国现状的批判。
同理。重农学派，也不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总结，而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批判。
《国富论》不是在说“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
而是在狂喷“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盗销赃、垄断权等事实，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
因为是黑的，所以才呼唤白的。
而不是后来，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会牛。
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是过去的封建制度、区域性地方势力，数百年的历史因素，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法国的劳役修公路，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这两者虽然都是“国内”，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却还欠缺社会意识、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政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