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谁能完成大一统，并且使得九州基本盘内稳定，那么边疆、朝贡国、羁縻区，从来都不算是问题。
现在打赢了一战，在李欗的“新天下秩序、新礼法”的思路下，不过是把过去的传统给扩大了。
礼法，就是规矩。放到国际上，也即是国际秩序。
换一套东西，仍旧还是国际秩序。叫国际法也好、叫什么新的自由贸易体系也罢，差毬不多的玩意儿，无非是把“规矩”的内容改了改，但是运行的逻辑还是一个鸟样——周天子能直接把齐侯烹杀的时候，礼乐皆在；周天子被郑庄公一箭射中肩膀的时候，礼乐就是个鸡儿了。
而现在这情况，打赢了一战后的大顺，就是“中”国。而“中”国的核心区，又是中国为之“中”国的关键。
只不过，在“如何解决九州内的问题”上、以及“九州内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大顺内部的这些人，是存在巨大分歧的。
有些分歧，是肉眼可见的。
有些分歧，是一开始手拉手往前走，但走着走着就出了岔路分手闹掰的。
有的，则就是看似没有分歧，但实际上分歧在一开始的内核上就已出现。
那么，刘钰是否支持李欗？
显然，刘钰基本支持李欗的想法。
一来，在新垦地区，直接创造资本主义的农业体系，本来就是他支持的。并且，至少这比小农的自发迁徙，要效率的多。
二来，甭管李欗咋想的，最终的结果都会是通过土地和农业，又使得一些人的资本积累起来了。伴随着新技术的采用，这些富余的资本，便会自发地流入、至少会流入到一部分进入实业。
三来，大顺内部的转型剧痛，也确实牵扯到一个人均土地不足的问题。人均土地充足的话，转型只是痛，不至于死；而人均土地不足，转型不只是痛，而是要死个大几千万甚至算吧算吧要上亿的。
甭管李欗的初心是啥，他要是能完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那么就算是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完成了其特定的使命。
还是那句话。
北美早期也有男耕女织的经济模式，甚至一些地区的羊毛纺织业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但为啥被冲击之后，反应没那么大？
因为我有160英亩土地，我老婆织布的钱被冲击了，大不了让我老婆别搓布了，种地买布，或许收入下降一点，但也不是过不下去。多卖两车苞米呗。
包括说，《威士忌税法》导致的自耕农粮价收益大减、副业家庭手工业酿酒崩盘，导致了威士忌叛乱。但叛乱到最后，也就是唠一唠，抓了两人，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而大顺则是我家一共十亩地，老婆纺纱这事，直接关系到家里能不能交的了税、交的上租子、吃的起盐、冬天能不能做条棉裤穿这事。
这要是被冲击一下子，那除了揭竿而起，真就没有别的活路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一些贫下农过冬的基本套路：老婆用二斤棉花纺线织布，卖掉换四斤棉花，继续纺线织布，再卖掉换八斤棉花……最终完成一家老小过年的新衣裳。
这个套路一旦断裂，那这家人还能活得下去吗？
同样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面临工业化的冲击，你家100亩地，和你家10亩地，面临的冲击能是一样的吗？
所以，想方设法迁民，本身没啥问题。甚至于只要能快速迁民，你要有本事借着海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内部搞圈地运动的玩法，只要你压得住、你有本事把两亿多人口快速逼到海外去种地，那也没啥问题，只要你有本事压得住。
因为，工商业确实可以容纳几亿人口。
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的个过程，而不是说“脑子一动、思想一开放，或者是啪的一下点一个按钮、签一个法令，刷的一下，工商业就能容纳两亿多人口”了。
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商业即便发展，农民问题依旧是大顺的首要问题。
况且说，迁徙出去的人口，人均资源人均土地占有量提升，本身也是在放大市场、做大市场。
而基本上，大顺的先发地区，已经可以确定能吃下势力范围内的全部产业，暂时也不会有竞争。这又可以容纳更多的工商业人口。
总的来说，李欗的思路，基本上是可行的。
以他说的“消灭印度的制糖业”为例。
真要是搞成了。
南洋每年需要增加大约十几万的制糖、砍甘蔗的劳动力。
东北地区又可以增加十几万种植黄豆、榨油、压豆饼、运输的劳动力。
这几十万人，又需要吃饭、穿衣服、最基本的消费等等。
又可以带动苏、鲁地区的烤烟业、肥皂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冶铁业等等，容纳更多的工商业人口。
同时，因为大豆种植此时所必须的高粱——大豆——高粱的轮作模式，又即可极大地缓解粮食危机、稳定粮价、同时反过来促进沿海地区的粮食价格进一步下降，为工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也为方便运输地区的传统租佃制瓦解打好基础：
地主收实物租，收那三五斗，那就谷贱伤地主。有本事就搞出来大顺的《谷物法》，直接引爆先发地区的战争，资产阶级、市民、工人、东北南洋以及大量在此得利的军功贵族等种植业主、农业雇工等联合起来，向传统地主宣战，要求禁止阻碍粮食降价——大顺的新兴贵族，收入来源不是租子，他们的屁股决定了脑袋，谷贱伤农和他们没关系，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谷贱”的原因。
不收实物租，收货币租，那就多收了三五斗，结果【有的向田主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悄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当然，这里的【上海】是个代称。在大顺现有的条件下，这包括闯关东、下南洋、渡扶桑、也包括去威海造船、去枫林湾砍树、去金山盖房子、去松苏做工、去煤矿挖煤等等。
要注意的便是，扶桑西海岸。
有树、有煤、有铁、有适合种棉花的金山谷地、有适合晒盐的地中海气候，以及遥远大洋的阻隔，以及刘钰支持那边工商业发展而不是作为倾销殖民地的政策，使得那里是可以自循环、和围绕大西洋以及阿拉巴契亚山以东循环的。
而南洋、南大洋、东北等地，是和扶桑不同的——种黄豆的地方，种不了棉花；种棉花的地方，缺乏铁器工具；制造铁器工具的地方，又缺乏糖棉布等轻工业品。
是以，往扶桑运十个人，那就是解决了十个人的问题。
而在核心区周边，迁十个人，实际上在整体经济循环内，可能会改变二十个人的命运。
简单来说，从一开始的政策制定，新益州、枫林湾、金山等地的“离心”，其实就已经不可避免。因为刘钰从一开始就在鼓励和刺激那边的工商业发展，在依靠那边的工商业，来吸人。
靠小农自发迁徙，跨越15000公里的太平洋航线，那纯粹是扯王八犊子的幻想。
故而从一开始，刘钰的政策，就是鼓励扶桑移民区，参与美洲贸易循环。
而黑龙江流域、南洋等地，伴随着经济联系的加深、以及汉人数量激增，则是要视作基本盘的。
从这一点来看，在这些地区，搞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也是有利的。
这也有助于增加向心力，伴随着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在经济循环上成为一个完整体系，谁也离不开谁。
就现在李欗的思路来看，整体思路基本上算是确定了。
至于说。
将来是要出个学问，诸如《论贫困的消灭》搞垦殖迁徙农业村社，融合复古儒学派的思想，拉他们的支持来搞事情，认可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戴上李自成的眼罩，来打着小农的皇帝的旗号做事。
还是说，和新学派的那些实质上想当人上人的人群勾兑、和先发地区的大资产阶级暗通款曲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军功贵族抛抛媚眼许诺将来修好铁路后封地酬功大家一起干点大事，搞这种政变、兵变。
刘钰觉得，这都已经无所谓了。
这俩，在现阶段，其实是一回事。
《论贫困的消灭》，不反对工商业，也不反对私有制，更不反对现有的土地制度。
只是希望通过假定存在的“可垦殖的、能够迅速融入市场交易的荒地”，来解决普遍的贫困、周期性动荡、以及工业工资过低的问题。
和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勾兑、和军功贵族抛媚眼，也不反对工商业、不反对私有制、更不太可能反对现有的土地制度。
只是希望完成阶级间的暂时的调和：资本们，咱们商量下，别琢磨小农那点地了。我给你在海外、在边疆，找了一堆的适合投资且回报颇高的土地，咱们去那边呗。到那边，我直接低价把国有的土地，转让给你们。完后你们要市场，我就给你打；你们要开他国国门，我就从国库出钱组织舰队给你炸开。
你看啊，你们要是老琢磨着吃小农那点地，到时候人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砸个稀巴烂，把咱们全挂歪脖子树上，那也不好，是吧。
对商业或者金融资本来讲，他们当然是最喜欢小农经济、土地买卖了。真要是放开抑兼并，就大顺先发地区已经形成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集团，几年就能让小农彻底啥也不剩：放贷、土地抵押、高利贷、操控物价、操控钱价，随便玩玩，就能把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小农，彻底玩死。
但显然，这么玩，会被反噬，会直接激发最彻底的“重农轻商”、“均田不易”的大事。
这一点，李欗是看的清楚的。
所以，他又不敢动大顺已有的土地制度，又想借力工商业资本，又知道自己可用的基本盘是这些工商业集团和背后盘根错节的新学派势力。
那么，他就只能调和呗。
可能，他能动地主，逼着他们转型。但是，他可不敢动小农所有制。
先发地区的地主，不是他的基本盘，可以得罪。
反正这些人也不可能支持他。
而小农，固然不是他的基本盘，但却通过陈胜吴广、绿林赤眉、张角张宝、王仙芝黄巢、王小波李顺、李自成张献忠等先辈英灵，争取到了极大的“统战”的价值——我能搞死你，那你就得琢磨琢磨。
所以，本质上，他依靠的，其实还是新兴阶级，并明显试图把他们做基本盘，通过调和矛盾、压制一下金融资产阶级对小农的吞噬，鼓励工业发展的方式。
如果，他有野心的话。
不过，至少，关于迁民垦殖的思路，刘钰很满意。
不管怎么说，李欗的思路，还是资本主义的思路，而不是古旧的思路。
也至少，李欗的脑子里，知道该怎么运用大顺下南洋、赢一战的真正遗产。
明白刘钰要搞死印度的棉纺织业的本质。
知道保护制度在殖民时代不止有本国加保护税和补贴这一个办法，而是可以通过国家强力，摧毁属地的相关产业来达成保护制度。
只要在大略上明白，那么具体细节，真就没必要讨论了。已经在印度站稳了脚跟，有军队、有军舰、控制着海关，怎么搞死当地的棉纺织业转型为种棉花和纺纱、怎么搞死当地的制糖业保护南洋的制糖业，这要是都不会，那也无能至极，别的事更做不成了。
既如此，至于别的，刘钰觉得，也实在没什么必要再问下去了。
第296章 临别告诫（一）
再继续谈下去，李欗也发现了刘钰已然不甚关心他对经济的讨论和解释。
话已经说到这，反倒是李欗尝试着旁敲侧击了一下。
但他旁敲侧击的方向，角度却略有些刁钻。
“之前多有传闻，说本朝之前先定罗刹、后平西域，而后伐倭、下南洋。所为者，漕运也。”
“国力有限，必有先后。北方自先秦一来，两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后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无患，方可改海运、废漕运。”
“自明以来，多有人言：治黄，必先废漕；保漕，必要祸黄。”
“及至漕运已废，最终方知，原来国公所做之事，皆为治黄。”
“是以，多有人言在国公看来，这治黄乃是今后朝廷的头等大事。”
“却不知国公以为，若这治黄为头等大事。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这话，问的听起来很是寻常。
只不过刘钰心知肚明，这话问的一点都不寻常。
他说治黄为头等大事，问修路能不能排到仅次于治黄的地位。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前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