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第1259章

作者:望舒慕羲和

或者说,需要一个实体,来让这些政策信条落地。

这个东西是啥?

啥玩意,才能更好地充当这个工具?

啥玩意,此时才能有这样的强力?

自然,此时可以非常容易得出结论。

国家。

第264章 歪经已成(中)

在理解了他的“生产力”的概念之后。

再理解了他对国家这个保护生产力发展的工具的理解之后。

也就很容易得出了李斯特经济学中“穷则关税保护、达则自由贸易”的道理。

要注意的,是李斯特并不反对自由贸易。

只是,由他对生产力的定义和理解、对国家作为一种抽象的生产力发展的必须工具的认知,就可以推出来他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态度。

即:你英国是先发国家,欧洲的战乱使得资本大量流向英国,你英国的工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对他国呈现绝对的优势了。

这时候,你英国就高喊着当初根本没被重视和启用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

你英国这不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吗?

还有你,亚当·斯密,你拿出自由贸易理论的时候,英国的优势已经建立,那么你分明是个国家主义者,只不过你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是以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贸易为名目的。

所以,彼时高喊着自由贸易的、已经建立了绝对优势的英国,根本不是普遍的、世界的、自由贸易的,而是以国家利益、或者说以维护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的有理条件为核心的。

故而,得出,作为后发国家的德国,要去其掩饰、取其内核。

既然英国的政策出发点,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石的,只不过先发优势下拿着“自由贸易”的大旗。

那么,后发的德国,自然也要以国家利益为基石,但基于现实,是要拿“关税保护”的大旗的。

所以说,李斯特绝对不在根源上,反对自由贸易。

而是“穷则关税保护、达则自由贸易”。

只不过,先发国家,或者一些优势国家,可以将对本国有利的东西,用世界的、自由的之类的东西包装而已。

但本质上,就和英国的自由贸易一样,不过是为了“本国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政策和说辞。

这里的生产力,是李斯特定义下生产力,并不是老马政治经济学里的生产力概念。

在这种定义下。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来完成德意志关税同盟,以促进这种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德国。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的干涉,来完成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一份详细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包含铜、煤、木材、谷物、丝绸、钢铁、玻璃在内的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具体扶持方法包括津贴、奖励金、出口退税、提高关税等……

这是美国的汉密尔顿。

需要一个强力的国家,在已经达成了先发优势的条件下,以炮舰、军队、刺刀等,保护自由贸易、推行自由贸易。

这是英国的自由贸易。

等等、等等,其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里,李斯特定义下的“生产力”,更类似于具象的“工业化”。

在这里,生产力,不只是包括科学技术,工厂,设备,机械,产品等等。

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道德,社会运转形态、法律等等因素。

简单来说,就可以理解为“工业化”——一套包括技术、工厂、产品,以及与工业时代相配套的政治制度、社会道德、文化产品、社会运转、工业化时代的法律、工业化时代的意识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工业化”、或者说,工业时代,被视作一种目标。

而国家,或者说,政权,将作为一个“工具”,来实现这种目标。

一切,以这种定义下的“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

定义的区别,在于老马定义的生产力里,是不包括生产关系的。而是作为“寻求到底是啥玩意儿决定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答案,即生产力。这是一种逻辑演绎。

而李斯特定义下的生产力,是一种直观的观察印象,甚至可以说,是以【国富】这个概念为出发点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直观的具象解释,甚至是一种对“工业化的具象描绘——就像是描绘一种植物,是什么样的叶子、花是什么色的之类”。

当然,魁奈也谈过生产力这个词。但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其基础是农业是唯一创造价值的产业,所以,生产力这个词在魁奈这里,又指的是专指农业。

故而,生产力这个词,在不同的文章、不同人的学说里,是有不同含义的。

用一个粗陋的生物学比喻。李斯特的生产力,类似于描述性生物学阶段,是描述植物长啥样;老马的生产力,类似于分子生物学阶段,是阐述为啥这玩意儿这样、是啥玩意儿决定、啥基因决定的这花是紫的还是黑的。

而在大顺的现状下,到底哪种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

在大顺此时皇权还稳固的很、资产阶级瑟缩着、农业还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下,加上刘钰的断章取义的潜移默化,显然,大顺的实学派,更容易接受的是李斯特的生产力的概念。

毕竟,刘钰忽悠的基石,是“国民财富总和”的定义所引出的。

而从这个基石,又推出了所谓的“小块地小农宏观意义上的无效劳动”这个概念。

再由“宏观意义上的无效劳动”,推出了“工商业容纳更多人口,创造有效劳动”的想法。

最终这个“工商业发展,容纳更多人口”的描述,实质上就是李斯特经济学的“生产力”概念。

包括工商业发展后的法律、道德、法规、国家政策、以及科技、机器、工厂等等。

在这里,“生产力”这个概念,被扭曲为一种“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的先知般的描述”。

而不是针对先秦制度、周礼空想、小农经济、皇权、地主、士绅、租佃等等这些社会生产关系的解读。

一旦这样理解生产力,自然会出现许多问题。

比如,“先发国家是正确的、所以是正确的”,你看,未来已经摆在那了,如果你和在一些技术上更发达的国家不一样,那一定是你错了。

毕竟,既然是是“描述性”的阶段,那么一株“长成的植物”就活生生地摆在那,你把自己改造成那样就是了。

如果你和那个不一样,你要先考虑一下你肯定是做错了。如果对面的花开的并不如你的“鲜艳”,那你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你对“鲜艳”的定义出问题了。

这种对生产力概念的扭曲,自然会有很多负面的问题。

不过于此时的大顺,这些负面问题,暂时来说还并不具备现实意义。

反倒是,这种更具象的、更容易理解的、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方便想象的、实质上把包含生产关系的工业化社会浓缩成的“生产力”概念,具备很强的传播能力。

而这种传播能力,又和大顺的现状息息相关。

大顺的现状,又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方式。

而刘钰的“国民财富总和”的解读方式、以及大顺在工业化之前的亩产基本已达牛耕铁器时代的峰值的现实,又使得这种“工业化”的“生产力”概念,更加清晰。

以华北地区为例。

两年三熟、精耕细作,相对于一年一熟、粗犷农业来说,是不是生产力的进步?

你要说,不是,要拖拉机机械化大生产加化肥,才算是生产力进步,那也不是不对,但现在是不具备现实意义的。

假设,两年三熟,平均亩产150斤,种一定的面积,需要10个劳动力。

而一年一熟、粗犷农业,平均亩产100斤,种一定的面积,只需要3个劳动力。

但是,这对人少地多的北美,或者说工商业人口不足的北美、英国、甚至法国等,一年一熟是正确的。

这对根本不缺潜在的工资劳动者的大顺,两年三熟、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才是正确的、具备现实意义的——农业革命在英国才叫农业革命,在大顺那叫亩产倒退。

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在华北地区,即便在两年三熟需要更多劳动力的基础上,宏观上,依旧很多人是“宏观上的无效劳动”。

即便说,搓两年三熟到此时的精耕细作极致,依旧不需要这么多人。再减少个几百万农业人口,总粮食产量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就是刘钰鼓吹的“工商业容纳更多人口转化为有效劳动”的现状基础。

也即是那种描绘出的粗陋的工业化为生产力的未来的基本模样——便于想象,人们可以理解为为农者户均30亩地,而户均之外的人都在工商业中劳作。

即便说,已经压缩到了户均30亩地、精耕细作、两年三熟。户均30亩地,并不多,因为还要考虑牲口的牧草地,没有牲口的精耕细作连基本粪肥都不够。

饶是从“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压缩到了“五口之家,三十亩地一头牛”,缩水了三分之一,甚至还可能继续缩。

以山东为例,压缩成这样,实质上山东依旧还能拿出来将近1000万的人口,在保证农业粮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工商业——山东马上就要到人均3亩地的铁器牛耕时代的崩溃红线了,而“五口之家、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农业人口人均6亩地。

所以可以简单地推断出在这个“解决无效劳动”的“工业化”的模型中,至少要构建一个“山东至少大几百万人以工商业为生”的社会模型。

这,是一个大顺实学派的人,可以理解、并且笃信可以达到的模型。

当然,这个模型,在大顺实学派一些人的思考中,又是以前面说的“马尔萨斯经济学”为基石而推导出来的:所谓的“有效需求”概念下的对外贸易、一战胜利果实、本国的实利阶层、军官团士兵、生员、地主、贵族等。再加上激进派中的一部分把“有效需求”里加上均田小农等,理论上是可以支持一个“数百万人的工商业社会”的模型,且不崩溃的。

这不是说这个模型就是正确的。

而是说,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也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大顺这些实学派,现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什么样?

在这种条件下,让他们去幻想一个真正工业化的模样?甚至连抄都没处抄、眼见都没机会眼见。

这和那些只能理解超光速、虫洞、太空战舰时代却依旧是近现代内核的人,一样。

大顺这批人,自然也只能以现在的基础,去构建一个模型,然后以现在的基础去思考那个模型的样子,最终简单计算得出结论:理论可行。

这就够了。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各个阶级之间的不断地斗争,最终可能变得和此时的幻想面部全非,这才是正常的、斗争的、历史的发展。

但于此时,这批人自然是在构建出这个模型后,希望把国家作为一个工具,强化之,从而借助这个工具,实现这种包含着生产关系含义的李斯特的“生产力”发展。

于是,在大顺,被扭曲的经书,已经逐渐成型,有头有尾。

马尔萨斯那一套,是作为大顺存在大量实利阶层、而佃农小农阶层基本无“有效需求”的现状的解读。

李斯特的那一套,是作为国富的目标,新学派希望国家作为一个工具,去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和儒家的三代之治的梦想,要靠国家、政策、教化等来实现,正可衔接。

只剩下最后一个“终极目标”,这又和实学派这群人的定位、学识、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及大顺自古以来的均田的小农空想、平均思潮等,息息相关。也正因如此,这个空想的“终极目标”,有了一个在曲解的“工业化”幻想中,符合传统民本、均田等思潮的空想的“仁义的目标”。

有头有尾,有便于想象和理解的实体,自然传播开来,不会简单的人亡政息。

而要说这个尾,就不得不说大顺实学派的阶级上的属性。

而要说这个,就又不得不提大顺实学派这些年一直以来的“自嘲”——说自己不是读书人。

这种自嘲的潜台词,是:一,读书人本身就是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二,我们不反对高人一等,嘀咕的只是科举读正学的人才算读书人我们不算,这种自嘲其实也是一种幽怨,有人仍寄希望于皇帝将来一朝一日也把他们看做读书人的;三,其实我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读书人,那些人算个屁的读书人、有学问的人?

而圣西门主义,在政治上,恰恰又是最符合大顺这帮实学派的诉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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