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一定要弄清楚，等到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土地集中的目的，是因为这一场工业革命，需要几亿人甚至十几亿人的劳动力。
而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的大顺，不能、也不需要考虑劳动力问题。
所以，只剩下了“纯粹的生产力”问题。
而既然是纯粹的生产力问题，从汉代的高炉铁耧车、再到唐朝的曲辕犁成型，再到大顺华北地区两年三熟制开始普及，实质上的亩产已经无法有效提升了。
理论上，化肥之前，搞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也可提升亩产。
但，就大顺这河流条件，说句难听的，黄河、淮河、洪泽湖、大运河……这些问题，你啥资本啊，你能搞成这样的工程？
生产力的提升，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人均生产效率提升，原本的土地需要更少的人，而“多余”的人，或者去北美垦荒增加总生产力、或者进工厂增加生产力。
而另一种，就是大顺这种。工厂容不下这么多人、北美垦荒的成本太高，那么生产力的提升也就只能体现在亩产上。
但显然，现在大顺的亩产已经极限。除非是种植经济作物，或者是两淮草荡地、东北平原荒地这种，否则资本买地以工业资本逻辑，改良土地、兴修水利、提升亩产，基本上不现实的。
除非，这资本能牛到，自己干淠史杭工程、自己能干淮河水道工程、自己能干黄河河道改造工程。
而显然，资本能牛到这种程度，必然能也只能是国家的资本。
另一方面。
伴随着海量白银流入大顺，实质上，大顺的白银，在缓慢贬值。
而大顺的改革，又在逐渐减轻“按亩税役”的问题——主要是大顺现在的工商税、垄断专营利润、对外贸易关税等，使得大顺不需要全力压榨农业——这也使得大顺的土地，有明显的升值倾向。
按亩役税，会导致地价降低。
后世三提留、五统筹的时候，一些开荒地，白给人种，都没人要。
大顺的按亩役税倾向——历史上的摊丁入亩，也算其中之一——使得土地的价格被压制了。
但现在，因为运河被废、黄河即将换河道等问题一一解决，按亩役税的倾向显然在降低。
最简单的，大运河废了，维护运河的劳役、或者募役钱，理论上就可以取缔了。而维护运河的劳役、募役钱，基本可以视作按亩征收。
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土地的购买欲望，显然会明显增加。
而本身，土地、尤其是私有制下的土地，是最保值的资产，没有之一。
这不是说，大顺这边封闭落后什么的。
约翰·劳在法国搞完那件事后，整个法国都从狂热中清醒过来，法国也觉得，土地是最保值的资产，没有之一，甚至间接推动了重农学派的发展。
这，是个现实。
甚至，是非常市场的经济思维。
和念经、什么民族性、什么封闭愚昧什么、什么农业文明海洋文明，吊毛的关系都没有。
而这个道理，大顺这边的人会不知道吗？
《红楼梦》里，秦可卿托梦凤姐，让凤姐干啥？
【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
田庄、地亩，那才是最保值的资产。而不是别的玩意。
秦可卿都分得清啥是富贵、财产、金银；啥是资产，啥是保值避险的最佳选择。
大顺曾经喊均田，真的能均吗？
别说大顺，就是满清，万历年间的盐政改革后的可世袭的盐票，难道不认？
换皇帝是换皇帝。
不认地契，那可就不一样了。
换了皇帝，只要统治那一套不怎么变，地契就得认、就得可以买卖。
为什么颜李学派，在解决土地问题的思路上，刘钰说，王昆绳的“惟农有田”论，就是封建王朝的均田思路巅峰了？
因为，惟农有田的前提，是王源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不可遏制了。而且本身他又是支持工商业发展的。
支持工商业发展。
却又无法解决土地私有制下商人买地的兼并问题。
于是，王源才借助“士农工商”和前朝的身份制度，琢磨出加强身份制度、不准商人买地的思路，也即惟农有田论——这里的农，是一种身份，而不是职业。
当然，王源最终也是卡在了“怎么才能做成”这个“做”的问题上。
他的思路，只能说，温和，不敢来大的——给私有土地加税，给官田降税，倒逼农民把自己的私有土地，都投献给朝廷。这源于前朝的士绅优免下的“投效”这个历史，而王源的思路，把前朝的这种“投效”扩大，让朝廷成为唯一的“优免”者，那么按照前朝疯狂投效士绅的状态，岂不是大家疯狂投效朝廷，几年不就完成了土地的全部国有化了？
总之，这个“做”的想法，只能说，挺幼稚的。
而现在皇帝谈到货币改革、小农问题、工商业积累金银速度太快、兼并危机等问题的思路，某种程度上，也是脱胎于类似“惟农有田”的思路。
或者说，脱胎于“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
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或者说。
这和刘钰的想法、和法国的重农主义杜尔哥的改革思路，是类似的。
即，披着封建的外衣，完成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是可行的。
法国的重农学派，证明了这一点。
刘钰的诸多改革，修路废漕专营垄断海外贸易大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皇帝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似乎，也可以归结为这一种。
靠着浓厚的封建外衣，和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头脑的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给刘钰提出了一个想法。
“朕所言，王谢燕、百姓家，故不能大道既行，而至大同。但如卿所言，谓之小康，当无问题。若能百姓小农皆用化肥、蒸汽机抽水，则天下可无饥馑。”
“但朕也清楚，若行这些事，非得爱卿变法的地区，方可大兴。”
“然而就像朕刚才所忧虑的货币改革、小农被兼、商人买地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实难解决。”
“而若均田……此虽正道，亦确实为天下第一仁政。只是……爱卿也清楚，这件事，做不成。”
刘钰心道，那是你做不成，或者说大顺王朝做不成。不代表这件事做不成。
但心里虽这样想着，却还是称赞皇帝说的对、说得好。
然后皇帝便道：“我读爱卿所著经济书，以及思索过去卿之变法……朕在想，既说王谢燕飞入百姓家，是要飞入三万万百姓家。”
“那么，能不能先飞入三五千万、六七千万百姓家呢？”
“这些年来，一直有内外之分。关东、松苏、南洋等地，六政府虽管却不如其余地方……”
“那么，能否严控籍贯，内可去外、而外不可去内。”
“以山东、江苏之六七千万百姓，继续行变法事，不抑兼并，使失地者流于关东、扶桑、南洋，发展工商。”
“籍贯于此几地者，不得入内买地、买屋、租佃等等。”
“以卿之见，依靠这六七千万人口、关东南洋的粮食、印度的棉花、徐州台湾的煤、关东直隶的铁、海外的金银……能否完成卿所谓的工业发展？”
“简单点说，靠这六七千万人口、和煤铁棉花金银、自东瀛到欧罗巴的市场，能否发展起来，让蒸汽机、硝石肥等，便宜廉价到足够将来飞入寻常百姓家？”
皇帝是这样说的。
而在刘钰听来，这句话浓缩之后，就是“不依靠国内市场，只依靠海外市场，能否靠先发地区的大几千万人口，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
如果说，这是个技术问题，那么，应该讲，这是没问题的。
这种事，就算做成了……非要类比，似乎那就是蓄奴州、非蓄奴州的命运，最终是要打东西战争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经济基础、经济模式、土地制度、原材料产地等的区别，使得这种类比是绝对不对的。
与其说那种类比。
倒不如说，这么搞下去，更可能的，是“巴黎征服了整个法兰西”、“彼得堡一城干全俄罗斯”的模式。
问题是，皇帝不可能不懂政治。
也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不明白这里面可能的问题。
而皇帝却丝毫不提，仿佛这只是个“技术”问题。
这，不免让刘钰有些警觉。
皇帝瞟了刘钰一眼，缓缓道：“爱卿以为，此事可行乎？可成乎？”
“朕亦知，此事治标不治本。但朕也言，大道不行，朕也没想着能治本。”
“甚至，此事，若搞不好，还是饮鸩止渴。”
“朕之所以这么办，是担忧工商业积累金银甚多、甚快，而至兼并太速。”
“然而这么做，却又是饮鸩止渴，等同于朕在加速工商业发展，加速其积累金银之过程。”
“但朕觉得，这化肥、蒸汽抽水机等，便是饮了鸩毒后的解药。只要鸩毒发作之前，将解药做出，那么便先饮此鸩酒，似亦未尝不可。”
第254章 鸩酒、解药（下）
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并不太一样。
于治国上，饮鸩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机，但为了一时急用，不得不主动埋下这个危机。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王朝中后期，开始玩饮鸩止渴的套路。
比如刘钰两淮盐改之前，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盐政改革，那就是标准的饮鸩止渴法，而不是竭泽而渔。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让了食盐这等国家经济命脉的收买运销之权，并且可以世袭。
好处是，在万历四十五年这个风雨飘摇的节骨眼，筹到了盐税。
当然，坏处是，连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让食盐的收买运销之权，日后必要出大麻烦。
只不过，饮鸩止渴者的想法，无非两种。
一种，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些麻烦。
另一种，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说不定毒发之前，就能找到解药呢？若能吃了解药，那岂不是还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现在皇帝说的这番话，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说的鸩酒，毒性到底发作在哪？解药，又是针对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