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第1114章

作者:望舒慕羲和

继续战争之后的债务问题、税收问题,这些东西不解决不行、解决也不行。

解决就得战争、起义;不解决,还是战争、起义。

故而,此时的波旁法国,已经不想打下去了。

或者,豪赌一场,登陆苏格兰,吃英国的血肉,把法国的债务问题压下去。

或者,不打了,和英国和谈得了,用大顺吓唬吓唬英国,拿到足够的好处,直接收手和谈。

亦或者,大顺和法国合伙,一起把荷兰吃了。用刀枪和大炮,逼着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商人,再大量买进低息的大顺和法国国债,不买就打。

然而,这三件事,没有一件是大顺此时想要做的。

这就是法国和大顺之间的根本性分歧。

中法同盟,在直布罗陀被攻克之前,两边真可谓是“亲密无间”。

但伴随着直布罗陀被攻克,战争的性质就变了。

法国,希望利用大顺,吓唬英国,达成对法国有利的条件,就不打了。奥利地或者俄国太强了,普鲁士被彻底瓜分,对法国也不是件好事。毕竟,之前可是和奥利地打了上百年。

大顺,希望利用法国,看住英国,从而让自己的商船和巡航舰,争取到对大顺有利的条件。没有法国的威胁,大顺这点舰队,在大西洋掀不起什么风浪,英国的海峡舰队可以直接把大顺的舰队赶回好望角。

大顺和法国,都渴望胜利。

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胜利后想要的条件,两国截然不同。

法国现在想要的条件,无法单独达成,必须要大顺的配合。

大顺想要的条件,也无法单独达成,必须要法国的配合。

但是,大顺想要的战后条约,不是法国想要的战后条约。

法国真的打不动了,再打下去,内部多半要炸了。

大家各怀心思。

德·拉·克鲁这才讲了那个横贯欧洲各种不同版本的“折箭故事”。

只不过,当做故事来说,还好。

可要是当做历史来看,折箭故事里所有的当事人,好像并没有因为这个简单直白且非常正确的折箭道理,就真的兄友弟恭相亲相爱团结一心了。

鉴于此,德·拉·克鲁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贵国要把英国俘虏送回伦敦这件事,法兰西应该也派人一同前往吧?”

李欗对此倒是和爽快。

“自然。便是你不说,我也会要求你们派人去的。同盟之间,最忌单独与敌人接触。我们只是去威慑恐吓的,你们不去,我们这边反倒说不清楚。”

第108章 死与复仇(八)

话虽如此,但两边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决。

送俘虏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种不同意思的解读。

事情就是这么事儿。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联军攻克了直布罗陀,把俘虏送还英国”。

但,做事,尤其是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虏这件事,可以加上多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是恐吓:

听听这些俘虏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般的三个月?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描述窜天猴所引发的直布罗陀火狱的?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评价大顺最后用炮兵轰击他们方阵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可以和谈了,我展现了我足够的诚意;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两国之间可以单独媾和了,神罗内的事你们以后别掺和了,我来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仲裁者,你们汉诺威的这个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其实真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你的财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体育比赛一样。

可以是单纯的足球、单纯的乒乓球的体育竞技。

但也可能,某场球赛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死亡几千几万人的战争;也有可能,一场球赛,引发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外交破冰。

送还俘虏这件事,本身是单纯的,但却可以赋予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义。

中法两国的同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只不过,在大顺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顺的舰队与直布罗陀击败了爱德华·博斯克恩的舰队之前,法国无路可走,不得不和大顺的外交官“相谈甚欢”。

然而,一旦直布罗陀被攻克,中法之间的分歧,也就是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战后的条约怎么签”的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乐融融、搁置分歧。

两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两国生产力的巨大区别。

这个区别……

简单来说,以英国的《航海条例》为例。

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还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精炼后的重点,是反对英国?还是反对《航海条例》不管他是哪国的?

这个“重音”放在哪的区别,推广开来,超脱狭隘的《航海条例》,就是中法之间关于战后分赃的分歧所在了。

而战后分赃的分歧,终究还是要看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才能确定最后和谈的时候能拿到什么样的条件。

大顺的新学一系,是否理解大顺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虽然他们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们未必能够全然理解大顺的诸多要求和条件其原因和目的。

但是,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只需要略加给他们一点提点,他们就能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下的世界观下的本质。

就是类似于“羊跪乳、鸦反哺”之类的事,不同的三观和意识形态,所看到的“羊跪乳”的本质是不同的。

有的三观,毫无人味儿:因为站着喝不得劲,所以跪着喝。为什么站着喝不得劲?因为小羊出生就长得高。为什么小羊出生就不小,而人出生还需要父母家庭照顾?因为羊这玩意儿没有社会性,出生就可能被狮子饿狼吃了,小羊只能长的大一点再出生,所以出生就高方便跑,不然就得被吃了,长着长着就只能跪着喝奶了,要不不得劲,这就好比你没有葫芦瓢,那你在溪边河水的时候不跪下来把嘴塞溪水里喝?

有的三观,则温情脉脉:因为小羊孝顺,孝是天地至理,所以小羊也知道要跪着喝奶。

很显然,大顺这群新学一系的人,学的都是些“全无人味儿”的道理——这也就是大顺的儒教保守派,用大顺新学这群人做例子,攻击颜李学派那一套由外而内狗屁不通的一个典型:你看,新学那群人,学的都是“艺”,而且六艺精湛。按你们颜李学派的说法,儒家是可以由外而内、从外部功法技艺催生儒家内力的,学艺、精通艺,那么就会体会儒家的真谛内核了。怎么他们这群六艺精湛的,练的内核一个个都没人味儿了?

至于说,新学本身在大顺并没有那么大的阻力,则因为新学在大顺传统士大夫看来,是术,不是道。

不是诸子百家、杨墨邪说,最多也就是墨家的那些技巧、兵家的那些阵法。

是术,不是道。

而且,大顺的新学本身有着大顺开国之初建武德宫,搞均衡的底子。

在这个底子之上,大顺的新学,似乎都只是在教技术、数学、几何、算数、经济这些“术”。

而刘钰,也从未在新学里教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好公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等等,全都没教过。

他只是教了一些“经世济用”之学。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三观觉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为他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大顺的主流,则认为上层建筑是道、经济基础是术,所以对新学并不抨击,因为这不涉及到和他们争夺正统道统,因为新学不怎么教上层建筑。

具体点说,大顺的传统派的三观,认为,甲、乙、丙……这是道统之争。

而新学并不教乙、丙、丁,所以他们不是威胁,也不是主要敌人。

但新学的幕后黑手所相信的三观,是甲、乙、丙,只是1、2、3在道德层面的映射,所以他不教甲乙丙丁、但是他却教1234,并且坚信现在的甲的经济基础是1,所以他只要把1换成2,那么抽象的映射就自然从甲变为了乙。

他是要把甲干爆,变成乙。

但他不说乙是对的、甲是错的,而是在悄悄把1变成2。

故而,在天朝内部,就拿抨击颜李学派的“由外而内”这件事来说,传统派的确拿着新学这批人做例子,但却不是抨击新学派,而是用新学派作为证据,来攻击颜李学派,证明他们的由外而内的思想,是异端。

因为他们的三观,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们不提防经济基础,只提防上层建筑。

那么,刘钰在新学教的“经世致用”之学,都教了些什么?

基本上,他教的,还是老马的那一套东西。

只不过,老马的那一套东西,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来的。

另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没的。

鉴于此时的经济基础,后半部分不用教,教了也没有用。

所以,刘钰只教一半。

或者说,只教“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这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儿。

而这一半关于“怎么来的”,这就使得新学一派,实质上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一次大顺参加欧洲战争、或者说大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都是新学一派的。

不管是战争、谈判、外交、还是贸易,都是新学一派在操办。

所以,实质上,新学一派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依据这个意识形态,对战争有自己的“本质”理解。

那么,只一半,是怎么说的?

【原始积累的种种要素……是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制度的达成一体的综合。】

【这些东西(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都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

【利用积累起来的、组织起来的国家的社会力量,像温室一般,保护助长着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并且像温室助长一样,缩短这个转化的过程。】

【这种国家权力的强力,是一切孕育新社会的产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当然,刘钰也只教这一半。

很多东西,他或者逆练,或者只说一半。

比如:

【殖民制度,像温室一般,促进着贸易与航海业的增长】

比如:

【专营公司、垄断公司,是资本积累强有力的杠杆。殖民地为处在萌芽状态的制造业,提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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