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只说历史上的印度问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典范，因为此时印度不是王冠上的珍珠，加勒比才是。
威廉·皮特的战略，后世看是成功的，但实际上他并不能自圆其说，更像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如果，印度依旧保持着此时的价值，而因为高昂的国债和重商主义政策导致北美独立、蔗糖危机、市场狭小等问题，那么，他的政策可以算是成功吗？
评价一个人主观上的策略是否正确，要看当时的客观现实，而不是看后世的、其本人都未预料到的情况。
用后世的眼光去看，印度为英国解决了工业革命的市场、解决了原材料、解决了原材料产业劳动力不足等等，以至于印度成为了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但是，此时的威廉·皮特的战略中，是否提前预想到了印度的巨大价值？
这种事，说穿了，很多不过是后世的神圣神话。而于此时，他的“防止复仇战略”，漏洞也满满都是。
只不过，他描绘了一个美妙的未来，而很多人并不会去思考这里面的漏洞，而是下意识地觉得有人说了个东西便能打消内心的疑惑。
至少，在大顺参战之前，他许诺的未来是如此的美妙，压倒了一切的质疑声。
但是，这一切在大顺参战之后，就扭转了。
按照这个“防复仇理论”，任何支持威廉·皮特战略的人，就必须做到“对中国、法国、西班牙这个三国，同时摧毁他们的任何海军再起的能力。”
做得到吗？
西班牙不提、法国不提，只谈大顺，怎么才能摧毁大顺如果战败之后的复仇？
其实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头绪。
只要能够做到攻克好望角的大顺要塞；夺取印度；屠灭锡兰的华人；占据南洋焚烧整个东南亚的柚木；占领台湾让大顺失去桧木；出兵占据山海关以北、朝鲜，使得大顺失去橡木；屠灭从广东到海参崴的数万里海岸线内所有的百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面；摧毁天津、威海、旅顺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厂……即可。
如果这些不能全部做到，那么实际上这个“防复仇理论”就是不成立的。
但就不说此时英国对中国做到防复仇，就算是法国，他也做不到。
当战争的狂热开始散去。
当三十万户买了以“茶税、棉布奢侈税”等为抵押的国债的百姓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能拿回本金的时候。
当金融街和西印度的商会发现再打下去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防复仇理论的质疑”，就是对威廉·皮特的致命一击。
约翰·莫当特会选择自杀，自杀的人会激起人们的同情。
约翰·莫当特绝不反思英国的扩张，而是要坚定地支持英国的扩张，甚至他可以假装支持威廉·皮特的防复仇理论。
在这种反向的节奏下，他不是质疑英国为了利益开战；而是在质疑，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无法做到摧毁中国的造船能力防止他们复仇？为什么威廉·皮特所领导的陆海军，不能歼灭大顺的海军舰队？
这种思路，也是符合此时欧洲的启蒙主义政治思维的。
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整体上都对党争深恶痛绝，启蒙主义不只是启蒙个人，也是对政治架构、未来国家的思考。
其实，此时的英国，并不存在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不算是。
与其说是一个党，不如说更类似于东林党那样的一种组织：认同某种相似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实体。
一直到1778年，辉格党的上层精英组织了“布鲁克斯俱乐部”，英国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俱乐部的作用，实在议会之前，内部上层先达成统一，提前把利益分好，别到时候各说各话。
故而在此时，欧洲的精英阶层，都是对党争深恶痛绝的。
于是很多自诩为精英的上层，他们构想的政府，或者议会，应该是这样的：在决策定下来之前，我可以反对，用尽任何合法的办法反对；然而一旦做出了决策之后，我将放下我的宗派之争、党争属性，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
这倒不是欧洲的特色，而是东边很多人，也是这么憧憬和理想化朝堂的，也算是自古以来的梦想了。
因此，站在约翰·莫当特，这个自诩为坚定的、真正的、传统的、辉格党的角度，他所捍卫的某种臆想出来的未来的朝堂斗争的规则，使得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报复。
其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威廉·皮特，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大臣，总揽陆海军。那么，即便我反对你的政策，但我依旧需要执行。
国务大臣在陆海军政策上，是没有错的。只能是在他制定的政策上，他做不到，才是错。
好比说，在台下的时候，怎么喷都可以。
既然已经上台了，那么本身就有了法理，即便说你在上台时候的政策是要废除国王，那么既然你公开表示且被推上去了，那么废除国王这个事到底对不对已经不需要考虑的。
但你到了台上后，却没有废除国王，那么这才是你的错。
换到现在的情势，按照此时欧洲精英的“无党争、反宗派”理论。
威廉·皮特的政策本身，已经不存在对与错了，你不能攻击这个得到了授权的国务大臣的政策不对，或者说因为反对他的政策而让他滚蛋——这种，最多也就是不信任案，下台了事。
但是，如果逻辑是“他没有执行好他的政策，所以他才是犯了罪”。
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不是不信任、内阁倒台了。
而是和约翰·宾的事类似了：你约翰·宾是舰队司令，你的任务就是击败法军，既然没完成，那么你就是渎职，理应枪决。
同样的：你威廉·皮特总揽国务，你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制定的——虽然是你制定的，但在法理上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完成、且保证完成。那么，全面扩大战争且摧毁敌军复仇可能的任务，你没完成，甚至对大顺参战毫无预案、且没有提前摧毁大顺的海军力量，那么这就是渎职。
军事法庭不会因为将领战败而枪决将领，最多撤职。
这一点，算是任何有历史的国家的基本原则，至少在明面上，大部分被处决的将领，不是因为打败仗，而是各种引申责任——比如，前朝的熊廷弼，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似乎是一回事，但要处决的时候，打了败仗和封疆失守，在法律上就是两个概念。
同样的，内阁也不会因为制定政策而被枪决，最多解散重组。
但是，如果把战败变成渎职，那么就是枪决。
同样的，把内阁政策失误，变为国务大臣执行政策不力甚至根本不执行，同样是渎职。
莫当特分的很清楚。
他不是要内阁倒台，让威廉·皮特下台这么简单。
他是要威廉·皮特死。
彻底瓦解《消费税法案》危机所引发的辉格党大分裂中分出来的“爱国者党”，摧毁“爱国者党”实际上的核心政治家族代表，即皮特家族与坦普尔家族。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这是托利党与保守辉格党所代表的大地主贵族，向城市工商业阶层和代表其利益的的新兴政治家族的反击。
第105章 死与复仇（五）
这种事，本就屡见不鲜，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济继续发展，商业继续繁荣，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实力越发强大，那么这种分裂和洗牌也就会越快到来。
玩得好，赌赢了，那么就是英国的平稳过渡。
玩不好，玩崩了，那就是后世菲律宾的故事在这里上演，百姓宁可选择保守派大贵族，也不会再去支持工商业激进派。
《消费税法案》之后的辉格党分裂，本身就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城市工商业者需要自己的代言人。
否则，单靠坦普尔家族搞的小圈子，是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
老马说，辉格党人是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
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紧紧贴在”这个“顶点”上……
而这场以《消费税法案》为导火索的辉格党分裂，本质上就是“历史进步已经达到了极限，整个社会发展已经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的这个“极限”和“最终”，到底在哪的问题。
换句话说，“爱国者党”这个标签，是别人贴给他们的，也是他们自愿接受并且引以为荣的。
那么，“爱国者党”所爱的英国，是谁的英国？
国家，是要有统治阶级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是谁的英国？这个英国的政策，又应该以谁的利益为主？
没有一个笼统而抽象的英国，实际上600万英国人中，此时法律上只有43万人算是人，剩下的不算。
而这43万人中，又包含诸多的利益。
是汉诺威家族的德国王室的英国？
是以地租为生的土地贵族的英国？
围绕着国王小圈子的垄断的政治家族的英国？
是东印度公司等垄断商业资产阶级的英国？
是城市的中间阶层的工商业者的英国？
西印度群岛的商人的英国？
以及，北美的那群盎格鲁人，是英国人吗？
这些问题，就是此时英国党争的根源问题。
爱国者党本身就是辉格党内分出来的，他们也是以反对沃波尔、以及沃波尔后续的政府起家的，并且一直在标榜自己代表“真正的英国的利益”。
实际上，他们嘴里的真正的英国，是因战争而发财的资本集团的利益。包括詹金斯耳朵战争，以及狂热的全球战略，都是以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导向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上，他们比起那些保守派的辉格党、和那些托利党，亦或者德国的汉诺威国王意图搞的主权在国王，是进步的。
毕竟，此时贵族地主和王权势力，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并不是说这是两坨屎的时候。
约翰·莫当特的绝笔复仇，既是个人恩怨的复仇，也是辉格党内部分裂之后的一次“消除异端”的政治复仇。
爱国者党的核心，就是因为英国特殊的物权继承法原则下，坦普尔家族分支出来的坦普尔家族、格伦维尔家族、利特尔顿家族，以及与其联姻和提携上来的皮特家族。
用后来乔治三世的话说：（这四个家族）亲戚关系，必然总是要么实行专横的统治，（如果他们不能统治）则会激烈的反对政府！他们想成为一个氏族，一个统治英国的氏族。
某种程度上，其实这批“爱国者党”，所追求的，更像是做“一个合法的、带有传统光环的克伦威尔”。
因为工业革命并未爆发，也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还不足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脱裤子放屁去找辉格党一起混，辉格党之于资产阶级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存在一个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当托利党消失的时候，辉格党也会消失——所以，因为他们不够强大，城市工商业阶层宁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力图成为克伦威尔式的人物上。
反过来，这些爱国者党，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源泉——既不是土地贵族，也不是德国汉诺威王室，而是城市工商业阶层。
刨除掉其中的大资本、以及金融街的那部分人，剩余的城市工商业阶层，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狂热性、软弱性、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捍卫的主动性。
约翰·莫当特，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明白爱国者党们所利用的那部分人的特性。
既明白他们的狂热，也清楚他们的软弱。
既然经历过詹金斯耳朵事件的舆论煽动——战争！全面的战争！否则就是卖国！——那么，这件事要煽动舆论的方向，就得是叫人潸然落泪的直布罗陀的守军的忠诚、英勇、坚守岗位。
这些守军在他的作文里的形象，越忠诚、越英勇、越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岗位。
那么，“坑死”他们的内阁、见死不救的国务大臣、领导战争失败的那些人，就越可恨、越该死。
而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给了约翰·莫当特，足够的灵感，以及足够的感触，妙笔生花、叫人身临其境。
……
战场上，就像是某种宿命。
一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在罗克鲁瓦战役的失败，宣告了西班牙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