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真要是在这种事上搞争论，怕不又是一个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盐铁之争？
盐铁之争搞不好，怕就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了。
只不过，想着这个答案多少还有些战术上的机智，知道要在冬天妥协，先稳住，日后天暖了再说，这也算是有些脑子。
皇帝想问的，是太子对于京西煤矿的征税模式、管理模式、商人开办等等政策的看法。
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样不行吗？
这样有什么好处？
以及，最最最关键的一点：矿主和矿工之间的矛盾，如果朝廷不选择官办，那么皇权，或者说朝廷，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处理这两边的事？
向着谁？
或者说，什么时候向着谁？什么时候打压谁？是一成不变的吗？
万历三十一年的京西煤矿罢业，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这些东西，可以意会，但真的很难言传。
况且，本身，这也是皇帝为太子准备的一道考题，如果太子能答上来，那自然最好。
如果答不上来，那就需要抓紧时间，让他明白这里面的东西了。
皇帝认为日后的朝政，应该是内外分开的。内部的许多东西，交给群相处理即可，做皇帝的大致知道个大概就行，把握一下大方向。
而外部的，比如工商业、垄断费、军费、舰队、军队、殖民、银行，这些之前没有的东西，做皇帝的应该深入了解。
内部存在的意义，是“稳定”为主。只要不造反，一切好说。
外部存在的意义，是“统治”基石。只要有钱有兵有粮有舰队，一切好说。
内部那些省份的统治，延续老路子就成。
无非收税、赈灾，闹腾点就是清查田亩、一体纳粮、一条鞭等等，这也就顶天了，还能怎么样？只要别傻乎乎地真的去相信颜李学派那一套真要搞三十年赎买大均田的手段，一般也闹不出大事。
反倒是外部的那些东西，如果当皇帝的不知道怎么拢在手里，那可真是要完。
既可能被那些大臣忽悠的，把税、钱、海军等全都丢了；也可能导致真的搞出来“独汉以强亡”的大事儿。
京西的煤矿，只是一个缩影。一个皇子们学习、了解、接触、甚至实践处理新矛盾的一个“课堂”。
可现在来看，这个回答，着实有些差强人意。
皇帝最终也没有明确地对这个回答表达赞许或者反对的看法，又问道：“那这铁路一事，你又怎么看？”
太子忙道：“南苑海民，群情激愤；京西驼户，失业致贫。但京城煤价稳定，百万百姓受益，此……”
皇帝却打断道：“我不是问你从门头沟到京城的这段铁路。只看这一段，有什么可看的？百家哭，万家笑。”
“前朝万历三十一年，京西煤矿罢业，京城震动；而如今南苑海民、京西驼户，他们便是起兵造反，京城可有一丝震动？”
“朕问的是不是临阵指挥，一城一地之事。朕问你的，是兵法谋略，为帅之道。问的是铁路此物，而不是这段从门头沟到西直门的路。”
这问题，其实倒也不算难回答。
现在来看，蒸汽机车这东西，也就那么回事，比马车骆驼的，强点有限。京城百万人口，之前没有铁路，也不是说年年都用不上煤。
可有些东西，尤其是刘钰力行推广的东西，还真就不能只看现在。
太子对此还是比较清楚的，刘钰在“实学上的造诣和眼光”——虽然这压根是照抄前世的经验，和眼光造诣什么的没关系——不管朝中怎么攻讦，这一点，是攻讦不到的。
他既说此物行，基本上那就真的行。
所以思路上，太子心想，父皇肯定不是问这东西到底能不能行。毕竟术业有专攻，自己如何有资格判断行还是不行？
肯定是问，在“将来一定很行”的基础上，考虑铁路本身对于治国理政、江山社稷、统治手段的影响。
一些东西的出现，将极大地改变统治的方式和逻辑，过去的一些旧经验如果跟不上变化，肯定要完。
铁路时代，可以有皇帝吗？
皇帝在思考之后，认为可以有，而且只要把握住，反倒有利于统治的稳固。当然，皇帝的思考不可能是直接思考有没有皇帝，而是思考是否有利于统治，但意义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这种思考的方向，其实就是在询问太子，是否把握住了统治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说，怎么理解为什么自汉之后，各王朝均无四百年之国运？
现在能威胁大顺王朝统治的问题，到底是啥？
或者说，大顺和之前的诸多王朝，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
秦要北却匈奴七百余里；汉要远征塞北勒石燕然；三国之后有五胡之乱；大唐亦有国都九陷之辱……之后宋之契丹女真蒙古、明之蒙古辽东……
这些东西，大顺实质上已经基本解决了。
北方草原山林里的族群，在火枪、大炮、棱堡、野战阵法军制改革之下，不说是不堪一击，那也真的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哪怕领兵的是废物，甚至是花钱买的官，在军制改革后的练兵和统兵体系下，也真的是靠着火枪大炮，达成了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亦可一战的程度。
皇帝希望太子想清楚，铁路这东西，和大顺要面临的历代王朝之魔咒，到底有什么关系。
第022章 木牛流马（八）
皇帝隐约间其实明白历代王朝的魔咒到底在哪。
毕竟大顺是个造反起家的。
而且，明末之后，各路的复古儒学兴起，对于土地兼并的问题，也都说的嘴都肿了。
这个问题能否解决？
那肯定是不太好解决的。
可，在这个时代，倒也不是不能解决。
尤其是这些年关东、南洋的开发。以及航海术的发展，对于遥远的万里之外的南大洋、北扶桑的探索开拓，都使得似乎理论上有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还有就是科学院农学技术的进步，弄明白了粮食的肥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理论上要是找到一块巨大的硝石矿、海岛粪石矿等，理论上也能可以延缓大顺王朝的覆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治标的办法。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一件事：一般来说，老百姓只要还有口饭吃，不到饿死的程度，基本上他们是不会闲着没事干造反的。而现在北方蛮族的威胁，已经几乎不存在了；有威胁的西洋人，也基本被隔绝在马六甲之外了；有狼子野心的日本，只要好好玩，能让他们自我攻伐不休。
大顺王朝的威胁，终究在内不在外。
而这个在内，不是靠一句“仁”就能解决的。
仁到三十税一的地步，并不妨碍地主收五六成、六七成的租子。
仁和十而税一、无失其时的经济基础，是授田制下的五口之家百亩田。脱离了这个经济基础空谈仁，在皇帝看来，那是没什么用的。
均田或者直接搞复古井田制，那是扯淡，大顺非要炸了不可，简直就是王莽改制。
在土地私有制不动的前提下，如何缓解大顺王朝的死亡？这其中，围绕着这个目的，铁路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正是皇帝需要让太子想清楚的。
因为这些东西，没人能教。
翰林院教不明白这些东西。他们明白的道理，都是些过时的道理，不是不对，而是现在于中原，上哪给弄一夫之家百亩之田去？做不到这一点，无失其时，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实学派的那群人，也不能教。
不是说他们不懂这些东西，而是在皇帝看来，他们懂的方向有点不太对。他们思考的方式，适合松苏、关东、南洋，但怕是不太适合整个大顺。
刘钰在松苏的改革，也开了个不太好的头——松苏干的挺好，可问题是，上哪再去找一个福建的茶叶、江西的瓷器、南洋的稻米、关东的大豆、日本欧洲的白银、南方五省的盐税、已有的运河、方便的海运和人口外迁，来完成这样的改革——这使得很多实学派的人，在皇帝看来，有点过于激进了，觉得变革很简单，照着松苏复制即可。这样的人，还是仍在外面干活吧，不要折腾内部的事，过于锐意容易锐出来事儿。
可能是考虑到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有些过于大了，皇帝又狠细致地问道：“罢了，朕这样问。”
“若你手中，有两千万两白银。就按照西直门到门头沟那条铁路，一里路一万两银子来算。”
“朕问你，你这第一个两千万两，也就是两千里的路，修哪里？”
这个问题，比起刚才那个，看似简单多了，回答起来也不太至于弄得大而无当，说不清楚。
可实际上内核的东西，可是一点没变。
只是把问题隐藏在这个简化之后的问题之中，最终还是绕不开“为什么要先修”这个问题。
太子对这个问题，倒还真的不陌生。
门头沟到西直门的铁路修成之后，实学派的人欢呼雀跃，很是对着未来畅想了一番。
畅想的流派，那可就多了去了。
有传统的汉唐旧疆郡县派的，那自然是琢磨着先通沈阳，而至汉四郡。
有西北边疆戍边派的，那自然是琢磨着赶紧解决河西走廊，稳控西域的。
还有贸易派、工商派等等、等等。
流派太多，而且畅想未来的，都是在认定铁路这东西，将来真的会像是火门铳进化为燧石枪一样，大有可为，只差个蒸汽机车，估计数年之内多半也能解决。
既是如此，太子也读过不少类似的文章。
粗看下去，就感觉，好像说的都有道理，都没啥问题。
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真要论起来的话，似乎只要有钱，哪个都有道理，甚至恨不得修的遍地都是才好呢。
但既然皇帝问的是优先级，那么这就总不能回答，应该可劲儿修，修满为止。
说到底，这个回答，到底还是要看皇帝是否满意。
虽然是亲父子关系。
但这时候还是君臣。这种考教，是让太子最为不安的。
想了一下，太子还是选了一个，回道：“儿臣以为，若要修，以两千里论。”
“则应修天津到京城、而京城延至张家口。此不足两千里，剩余则从京城往热河方向修。”
皇帝没有评价是否满意，而是非常非常冷静地问道：“何故？”
太子也听不出来父皇到底是对这个答案满意还是不满意，也不敢去揣测是否满意，几日话都说出来了，那就只能有什么说什么了，尽可能把道理讲明白。
“儿臣以为，此番修，有如下利处。”
“于其一，兴国公常慨叹，蒙地之羊毛，驼绒等，未能至天津。若只有铁路运至天津，则工商业必将大兴，活人不下十万。”
“于其二，昔者父皇便兴以商控蒙之策，若得蒙地与内地商贸沟通，则蒙人难叛。”